发展牡丹产业 振兴地方经济

牡丹，原产中国，9个原种全部在中国境内。“牡丹”一词，最早成书于东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这是一部我国中医药药物学理论发展的源头之作，它所总结的都是先秦时期的药学成就。书中收载药用植物365种，其中就有“丹皮”（牡丹的根皮），“丹皮”中的“丹”字应是对牡丹的省称。东汉医圣张仲景的《金匮要略》中“大黄牡丹汤”“肾气丸”等5个药方里都有牡丹皮的记载，1972年甘肃武威出土的汉代医简中治疗“血瘀病”方中用“牡丹二分”的记载，坐实了“牡丹”一名早在东汉文献中即已出现。以先有实践而后有理论论之，民间出现得更古远一些。联系宋代李昉《太平御览》中“《范子计然》曰：牡丹，出汉中、河内，赤色者亦善”，这个结论是有理有据的，即牡丹之名距今已有2400多年的历史。至于为何称牡丹，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有言：“虽结子而根上生苗，故谓之牡丹。”

牡丹作为商品进入市场，应当在人们发现牡丹具有药用价值之后。采药是有劳动强度的，有时还有危险，回来后又要加工炮制，如何用药更需要医生的诊断，这一连串工作下来，不可能是免费的。所以，我认为，牡丹成为商品与发现它的药用价值是同步的。

牡丹花作为商品出售晚一些，始于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买花》诗中有过这样的描述：“……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贵贱无常价，酬直看花数。……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与白居易同时的李肇在《国史补》里说：“京城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矣。……种（牡丹）以求利，一本有值数万者。” 柳浑《牡丹》称：“近来无奈牡丹何，数十千钱买一颗。”张又新《牡丹》更说“牡丹一朵值千金”。赏花、爱花、买花人的热情，使鲜花市场悄然兴起，牡丹商业化栽培随之而来，长安城的牡丹花市，一直延续到唐末。宋代牡丹情结更浓，钱易《南部新书》称长安“两街看牡丹，奔走车马”，宋獬说“第一名花洛下开，马驮金饼买将回”，这说明唐宋时期牡丹已成为贵重商品。有人买花，就有人种花，洛阳就出现了以牡丹为生的花农。

买牡丹是为了培植、赏花，不买也可以实现观花的目的，就是到花园里去看，这就出现了延续至今的“门票经济”。开观花“门票”先河的是五代后周宰相魏仁溥，欧阳修《洛阳牡丹记》载：“人有欲阅者,人税十数钱……，魏氏日收十数缗”。到了宋代，牡丹身价倍增，观赏门票价格更高，一株牡丹花“需付千钱，方可入观”。在牡丹价格高企的刺激下，牡丹栽植规模、栽培技术得到了快速发展，新品种不断涌现，嫁接技术、熏花技术、催花技术均有发展。牡丹花木经销交流屡屡见诸文献，而尤以清代曹州“牡丹商”的营销活动最为活跃。光绪《菏泽县乡土志》：“牡丹商，皆本地土人。每年秋分后将花捆载为包……北赴京津，南浮闽粤。”从苏毓眉《曹南牡丹谱》“曹州一士人家，牡丹有种至四十亩者”、乾隆《曹州府志》“牡丹芍药……士族资以游赏，贫人赖以养殖”、余鹏年《曹州牡丹谱》“曹州园户种花如种黍粟，动以顷计”、光绪《菏泽县志》“出城迤东，连阡接陌”、《山东通志》“牡丹曹州最盛，居民有以此为业分运各省”的记载看，远在明、清，牡丹已经形成了药用、观赏、栽培、鲜花的产业链条。

我国牡丹观赏栽培始于东晋（宋·余仁中《顾虎头列女传》）；隋代，牡丹种植面积开始扩大，“隋炀帝世始传牡丹”（宋·高承《事物纪原》）、隋炀帝“辟地周二百里为西苑……易州进二十箱牡丹”（宋·刘斧《青琐高议》）；唐代，牡丹盛于京城长安（《国史补》）、“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刘禹锡《牡丹》）、“竞夸天下无双艳，独占人间第一香”（皮日休《牡丹》）、“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疯狂”（白居易《牡丹芳》），“唐武则天以后，洛阳牡丹始盛”（欧阳修《洛阳牡丹记》）；宋代，牡丹盛于宋都洛阳、河南陈州、四川彭州，有“牡丹出丹州……而出洛阳者,今为天下第一”（欧阳修《洛阳牡丹记》）、“洛阳牡丹之品，见于花谱，然未若陈州之盛且多也”（宋·张邦基《陈州牡丹记》）、“牡丹在中州，洛阳为第一；在蜀，天彭为第一”（南宋·陆游《天彭牡丹谱》）为证；明代，牡丹栽培中心移至亳州、曹州，“今亳州牡丹更甲洛阳，其他不足言也”（明·薛凤翔《亳州牡丹史》）、“至明而曹南牡丹甲于海内”（苏毓眉《曹南牡丹谱》）；清代，牡丹“亳州寂寥，而盛事悉归曹州”（光绪《曹县志》）、“曹州牡丹甲齐鲁”（蒲松龄《聊斋志异》）。一般来说，牡丹兴盛之地，也是牡丹商品经济发达之地，不过各地有所侧重罢了。如：九朝古都洛阳，偏重于发展牡丹观赏旅游，人称“观赏牡丹”；黄河冲积平原菏泽，偏重于发展牡丹种植繁育，人称“吃饭牡丹”；中华药都亳州，偏重于发展药用牡丹种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