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的记忆

时光刚进入腊月，过年便进入了快车道。电线杆上的红灯笼挂起来了，路边树上和公园冬青上各种形状的彩灯、彩带搭起来了。年就这样，以她艳丽的色彩、浓厚的味道、热闹的性格，穿红戴绿地来到你的身边，让你高兴，让你感怀，让你流连忘返。我回想起自己童年时代过年的记忆来了。

赶年集

小时候嘴馋，很喜欢跟随父亲赶年集。在村里通往集市的乡村道路上，到处都是赶年集的人。集市上人很多，大家排着队，到供销社和百货商店里去买东西。靠着晚上编草帽在收购站换来的钱，父亲割了大约有5斤肉，称了几封走亲戚的点心，买了莲藕、芹菜、粉皮等待客的菜，要了一壶老白干散酒，又裁了点做衣服的布匹，几张写春联的红纸，买年货的任务已经基本告成了。正当我们准备回家的时候，一声凄厉的哭声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只见一个中年妇女坐在百货商店的门口上，放声大哭：“天杀的贼羔子，把我10块钱都偷走了。你叫俺一家五口怎么过年啊！”人们议论纷纷，都在谴责小偷的缺德。

一个头发花白的大爷说：“刚才我看见一个小青年，哪里人越多他越往哪挤，我就知道他没好事。”

一个穿老蓝布衫的小脚大娘不满地说：“你这个人也不中，发现了小偷也不说一声。”

“说一声，你知道小偷的手多快不？你抓不住他的手他会认？即使你抓住他，同伙也把他救走了，到时候吃亏的是你自己。赶集多留心就是了。”一个留着山羊胡子的大爷说。

我不晓得那位丢了钱的妇女最后是怎样回家过年的，也不知道派出所是否帮她讨回了公道。这位妇女赶集丢了钱，回家丈夫是否会和她吵架。这一切都是一个谜，淹没在历史的滚滚长河中。

做年馍

过了腊八没几天，家里就酝酿着要做年馍了。

做年馍是一项集体劳动，既有分工，也有合作。在我的印象当中，每逢做年馍时，都是父亲早起和面，母亲擀面皮，哥哥、嫂子和我负责做年馍。母亲的手很巧，她做的蒸馍，像桃子一样又大又圆。她做的菜馍，皱褶细密匀称。最能体现母亲手艺的，就是那一个个形态逼真、富贵堂皇的花糕了。只见母亲拿起一块面，用刀在面上按上几条印子，然后三扯两扯，摁上红枣，一朵雍容华贵的花糕就做成了。一朵朵的花糕组装起来，就形成了花山，是祭祀祖宗和神灵用的。年馍做好，要先放在床上继续发酵。等到年馍醒好，就该上锅蒸馍了。父亲烧火，母亲一趟趟地往厨房跑，装锅掀馍。

做年馍不容易，吃年馍也有讲究。在大年初一吃饭时，父母要吃花糕上的鱼，小孩子要吃枣花。像泥鳅一样的常有，要过了二月二才能吃，象征越过越有呢。

煮年肉

做了年馍，一过祭灶，各家就开始陆续煮年肉了。

当时的猪肉真香啊，一家煮肉，整个胡同里都能闻到浓郁的猪肉香味。此时，厨房里香气扑鼻，白烟升腾。父亲在灶台旁烧着火，母亲忙着在案板旁切菜、拌饺子馅。猪肉在沸水里翻滚，灶火映红了父亲的脸。盼望着盼望着，香喷喷的猪肉终于煮熟了。母亲将一块块热气腾腾的猪肉从大锅里捞出来，放进盛着酥肉的盆子里，将用来待客的瘦肉从骨头上剔下来，把骨头放进另一个盆子里。我和父亲便拿起骨头，啃上面的脆骨和些许筋头。碰到大骨头，父亲便用菜刀劈开，喝里面的骨髓，说这东西比猪肉好吃得多。啃完了骨头，父亲便拿两个瓷碗，用勺子从锅里舀上半碗猪肉汤，我们便用白面馒头蘸着吃。母亲忙着用糖卤给猪肉染色，往堂屋里一趟趟地放榨菜。等到我终于填饱了肚皮，这个煮年肉的节目也就结束了。

真正吃年肉，要到大年初一上午。等到母亲敬过神灵和祖先，把热腾腾的饭菜端上餐桌，我发现，碗里除了一大碗的白菜粉条、酥肉丸子外，还有两三片肥中带瘦的猪肉。这对于常年吃地瓜窝头的我来说，可以说是一年中最高兴的时刻。轻轻一咬，满嘴流油，香而不腻。为了这个口福，似乎一年来所有的梦想和期待都得到了满足，所有的委屈和不快，都可以忽略不计了。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在物质生活极大丰富，一些人感叹肉没肉味、菜没菜味的今天，我始终保持着勤俭节约的好习惯，衣服破了也不肯丢，不敢浪费一粒粮食。因为我无法忘记少年时代吃地瓜窝头、喝又酸又臭酱糊涂的艰难岁月，懂得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因为我懂得，只有知道感恩，才能赢得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