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品中正制的兴衰

九品中正制（也称“九品官人法”），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封建王朝选拔官吏的一种特殊制度。之所以特殊，是因为选官被世家豪族势力所控制的因素。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在农民起义军的猛烈扫荡下，士人流散各地，乡、亭、里组织遭到破坏，致使汉代的以“乡举里选”为主要根据的“察举征辟制度”无法实行。公元220年，魏王曹丕采纳颍川大地主、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在各州郡设立“中正”官，负责察访本州郡的士人，分别评定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三等九级，称为“九品”。“中正”在评定人物品级时，主要是先考虑其祖先做过什么大官，有几代人做过官。谓之“家世”，也称“品”，而后再看本人的才德，谓之“状”。中正要注明个人的“品状”如何，划分品等，然后向主管选择官吏的吏部推荐。吏部根据中正的报告，依品授官，品第越高，官职越大。已授官的，每三年由“中正”负责向吏部推荐升降。这种以“中正”为中心论品定级，选拔和升降官吏的制度，就是“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有积极的一面：一是起到了选拔人才的作用，其选拔标准家世品德才能并重；二是剥夺了州郡长官自辟僚属的权力，将官吏的任免权收归中央，有利于加强中央的权力。

但是“九品中正制”的实施，也反映了世家豪族势力的高度发展。刘秀建立东汉政权以来，豪强地主力量迅速扩张。他们世代把持中央和地方的重要官职，并依仗政治特权疯狂兼并土地，建立起规模巨大的坞堡庄园。东汉末年，豪强地主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进一步扩充力量，成为武装割据的大大小小的地方实力派。三国时，魏、蜀、吴分别依靠豪强大姓各霸一方。曹操虽然打击过不肯依附自己的世家大族，但也广泛搜罗了一大批名门望族为自己所用。当时著名的豪强地主、士人名流，如李典、许褚、荀彧、荀攸、郭嘉、陈群、司马朗、司马懿等，都是曹魏政权依靠的基本力量。曹丕继位为魏王后，为了代汉自立，进一步向世家豪族妥协，以换取他们的支持。“九品中正制”正是适应这种政治需要而确立的。

实行“九品中正制”，为世家大族长期操纵政权提供了保障。“中正”一职，位居权要，一般都是由官居高位的“著姓大族”担任，他们控制了评定人物的大权，很难做到按照才能选官，而只是单纯以世家名望的高低决定取舍。“九品中正制”自然成了维护大族权益的有力工具。豪强地主正是利用这一特权，世代垄断了做官的权力。以至于晋代形成了“公门有公，卿门有卿”“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状况。曹魏时期的许多豪族历经两晋南北朝始终衣冠不绝。如司空崔林、卢毓，将作大匠郑浑，司空王昶等人的家族，则与进入中原的鲜卑贵族合流，成为北朝可以左右政局的富室强宗。曹魏的太傅王祥、典农中郎将谢瓒的后人，即有名的王导和谢安，在东晋时分别位居丞相、太傅。王、谢两大家族，是晋室东渡以后，权倾江南的巨族，被时人并称“王谢”。这两大家族活跃于东晋、南朝，多次参与政局演变，一直扮演着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

“九品中正制”从法制上正式肯定了东汉以来士族垄断官位的事实。这种制度的推行，又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东晋在实行“九品中正制”的同时，还从法律上承认官僚士族按品位占田、占佃客、荫庇亲属等特权。这些措施，不仅为“九品中正制”提供了物质保证，也使大族更便于封山占泽，吞并土地，肆意扩张自己的势力。

全凭世资取官的“九品中正制”，从政治上堵塞了庶族地主做官的道路。但是，庶族地主的人数比士族要多，而且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他们的经济力量也日渐扩大，自然希望政治制度有所改变。所以，南北朝时期，随着庶族地主与士族地主矛盾的不断扩大，到了隋朝，“九品中正制”基本上被废除。唐朝后期，黄巢起义席卷全国大部，彻底摧毁了繁衍四五个世纪的豪强士族。 隋启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