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1年08月15日]
-- 菏泽日报 --
版次:[B3]
纪事
半个世纪的求索
——原菏泽市（县级）政协副主席马子杰自述（4）
文/李延国毕德利黄爱菊
要像共产党人那样
下“八队”解难
菏泽地区由于历史的、地理的种种原因，长期以来贫困落后，虽然是平原地带，但却年年吃大量的国家统销粮。1965年春，地委下决心解决“要大饭”的问题，把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号召广大干部下乡包队。狄生书记说：“我们下去带头实干，掉它十斤、二十斤肉，也得把要饭棍抛掉！”
大概是我这几年“解难”有了点名气。地、县两级统战部提出让我去包一个最有名的落后队——菏泽城关李兴齐大队，并建议让我从最困难的第八回汉联合队入手开展工作，以点带面。
地、县的干部们一提起这个八队就头痛。由于回汉混居，矛盾复杂。队干部撂挑子，社员们离心。包队干部下去，没人理茬，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小麦亩产不到百斤，加上秋季作物年收获不到二百斤，连吃了六年统销粮。队里二百多亩地，只有一头小驴、一头瘦牛。没有一架车，没有一张耙，没有一个记账桌，连一盏煤油灯也没有。
听说我到八队去，许多人摇头。一是觉得我不懂农业，二是到那个八队去前景难测。一位老朋友很为我担心：“别看你老马没有难住的事，这一回你可露不了脸了……不过也没有啥，大家都知道八队的情况。”
我卷起铺卷上了任。果然是没人理茬，果然是没地方住。
咱这个“县太爷”好打发，找了个秫秸庵子放下铺盖，权做“县衙”。
早晨，该上工了，我扛着锄头走出来，没有人打钟，更没有人上工。我敲了半天钟，伸头探脑地出来一个十几岁的小孩。我说：“你愿意跟我下地吗？”那小孩觉得怪好玩，满口应承。于是，我们一老一小下地了。这个八队真是“不简单”！但我觉得有信心攻克它。
下午，我借了辆地排车，把家里准备做家俱的一棵老槐树拉来，把家里的桌子、煤油灯还有把锁也拿了来，得为生产队搞点基本建设。到了晚上，八队的不少社员自动围到我的“县衙”门口。
一位老汉走到我面前，问：“听说你是县长？”“副的，老哥。”“甭管正副，看样子你是想把咱八队搞好。”“是想搞好。”我大声地回答：“父老乡亲们，我在这里给大家立个军令状，一年之内生产搞不上去，每人口粮分不到三百六十斤，我这副县长就辞职。”大伙回报我以热烈的掌声。我的“就职”演说就这样一句话，但我觉得我达到了目的。
光靠我那棵老槐树，只够作一张耙、一架拖车。这远远不够，亏得这里回民多，我去申请了一部分少数民族生产补助款，买了两头牛和一部分农具，十辆地排车。
虽然没搞过农业，但我也是种田人出身，懂得“种田没有巧，有水有肥管理好”。我先打了三眼机井，又组织起积肥队，到城里拉旧屋土垃圾，在村内大造土杂肥，达到每亩地施肥一万斤。
我把管理的重点放在生产组织的管理上，我试着按我干工厂时的经验——包，竟也奏了效。小组包工、小段包工……农民的生产热情真的高起来了。之后我才知道，我搞的这一套是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的“三自一包”。亏得八队社员没有揭发我，不然“文革”中再加一条，秉承刘少奇的旨意，搞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点，又够一壶了。
一年过去了，我完成了我的“军令状”，粮食亩产翻了近两番，社员的口粮达到三百六十斤，还建了一个日产千斤的小面粉厂。
在八队一年，我掉了二十多斤肉。我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但每天又比社员上工早、下工晚。给庄稼浇水不能离人，吃饭时都是我盯着，让社员们回家吃饭。八队离我家不到十里地，老伴患了肾周围脓肿病，多次捎信让我回家看看，我都没有抽出空。直到她的病在一个深夜里急性发作，高烧到四十度，痛叫不止，被邻居送到县医院开刀抢救后，我才闻讯跑到医院安排了一下，又匆匆折回。子女们都埋怨我，干工作干得不近人情了。我只是苦笑，我对他们，对他们的妈妈是有愧的。
一年的包队生活，我和八队的社员可算得上情深谊长了。告别时，他们痛哭失声。还是那位老汉，握住我的手说：“马县长，你真是焦裕禄式的好干部。”我说：“老哥，可不能这样说，我怎能和焦裕禄比呢。不过我的职不用辞了。”说着我笑了，社员们也哈哈地笑了。
历经文化大革命
“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那几年，每月只发给我五十元生活费，八个孩子，加上我老俩口，十口人都靠这点钱养活。可我硬是挺着，一分钱的账没拉。我一身衣服打了32个补丁，一双球鞋穿了六年，那补丁打得谁也认不出它原来是双什么鞋。可就这样，一有点风吹草动，我还是“活耙子”。“没有改造好的资本家马子杰……”的口号震天响，真不知道我这个资本家怎样才算改造好。
1972年，干校的干部都陆续回去了，有“结合”的，有“解放”的，单单剩下我这个“资本家”没人“认领”。最后园艺场的人急了，找到县里反映：“还有个马子杰你们忘了？他不该落实政策？”
那时，县委董书记已经被“结合”了，但也是个左右为难的处境。尽管这样，他还是亲自来到干校，宣布我的“解放”。他充满感情地说：“你用你的行动证明，你是革命的，是和共产党一条心的。”
多少年没有人这样评价我了，而且是董书记代表组织给我的评价，我激动得满眼噙泪，我说："感谢党组织对我的关怀，但我是个资本家，愿意继续改造……"
董书记说：“你还是资本家吗？思想改造我们大家都存在，但不一定用这种形式。”最后他说：“你现在要好好休息一段时间，愿意上班时言语一声。”
到了家里，老伴说什么也不同意我再干了。她说，你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了，过几天安静日子吧，再折腾还得挨整。我说：“现在老干部一批批解放得不少了，我看这运动也快到头了，这日子也有盼头了，我身体没大毛病，不干对不起共产党。”
我没听老伴的劝告，过了没几天，就找到董书记要求工作。董书记说：“正巧有个适合你干的工作，县里要成立外贸公司，你想干就去挑头吧。”我说：“行，不过你得给我派一个有统战观点的书记，不然搞不成事。”说实在的，那几年我也被整怕了，再派个专搞阶级斗争的书记，我也真受不了。
董书记说：“这一点已经替你想到了。”
派去的书记叫朱永亮，是炮兵团的转业干部。刚开始，听说和资本家搭伴，他也有点害怕。后来一打听我的经历和为人，就很痛快地去了。我们一见面就谈得很投机。
我说：“老朱，菏泽外贸虽然是刚起步，可我已经调查了，菏泽的外贸资源很丰富，很有搞头。能为菏泽人民谋个大利益，咱俩好好干，再叫我当县长我也不去了。你除非到中央当部长，也别轻易离开，咱们俩是一根绳子拴着的蚂蚱。”老朱说：“好！就是这话。”
不知为什么，没有任命我“经理”，而是负责人。我这个也不大在乎，好歹比扫厕所、种菜规格高多了，咱知足。
借了三间屋，凑了九个人，菏泽外贸就算正式开业了。上级要求是，每年上缴85万！
就这样我在县外贸一干就是七年，完成上缴利润1700万元，远远超出了给我规定的任务。
可在这中间，我又一次成了 “活靶子”。那是在“一批两打”中间，某些不明真相的群众，给我贴了不少的大字报，什么“马子杰送礼花了2000元”、“马子杰吃空额”、“资本家贪利本性不变”……
对于这些莫须有的罪名，我是又可气又好笑。你说我这样的人，怎么能容忍这种诬蔑。整了我整整八个月，气急之下，我患了心脏病。亏得老朱时时劝解我：“老马，稳住神，让他们搞去吧，咱们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整来整去，没有问题还是没有问题。
要说我利用职务之便办了点私事的话，那是在我调任卫生局副局长以后。事情是这样的，1964年，党中央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是个副县长当然得带头执行。我那个二闺女，恰在这时在兰州她大姐处招了工。我一听说立刻逼她退了工，回菏泽下了农村。这一下就是十几年，我又不愿做走后门求人的事。直到1979年，二闺女和女婿才最后一批回了城。有一天，二闺女找到了我，说：“爹，别的事我不求你，回城你也没帮上忙，现在只求你在你的下属单位给你女婿找个活干。”我考虑了一下，答应了，正好卫生局下属的粪便管理所缺少掏粪工，招工也不好招，就叫二女婿去了，一直干到现在。
现在我的八个子女都结婚有了孩子，他们都做着普普通通的工作，但他们都生活得很好，这就够了。
加入中国共产党
三中全会召开的时候，我已年近七十。我下定决心，让我的生命再开一次花，把余热献给党和人民。
1981年，我被选为市人大副主任。一上任，我调查了菏泽的教育现状，向常委会提出了全民集资办学的建议，得到热烈的响应，我当场认捐了500元。很快菏泽形成了集资办学的热潮，菏泽的“校改”工作跨入了全国的先进行列。
1951年菏泽办第二中学，苦于没地皮，我便无偿捐献出了自己的56亩地。1987年，我又发动全家给老家中沙海小学和敬老院捐献了360套桌椅，一台20英寸彩电和一台双缸洗衣机，价值近8000元。
1982年，菏泽的工业情况很不景气，县委领导找我谈话：“你是老工业了，能不能协助抓一抓工业？”我说：“没问题。”七十岁的我，真有点老黄忠上马的味道。我建议：人大十几个主任加上局里的干部，每人包一个工厂，摸一摸菏泽工业的脉，到底存在什么障碍。领导上同意了我的意见，我自报奋勇，到了问题最多的针织总厂。
针织总厂年上缴利润任务33万，可它交了不足1.5万。内衣分厂，7万任务，一分未交，8个月赚了6块钱。摆个烟摊一天也比这赚得多。一个要人有人、要设备有设备的厂搞成这个样，真让人寒心。
我决定重点抓内衣厂。情况明了后，我召集了全厂大会。我说：“咱们厂遍地是黄金，可就是拾不起来。厂子振兴的办法很简单；落实管理制度。今年还有四个月，听我的，保证完成7万元上缴任务，全厂300人每人再弄二斤点心当奖品！”
话说得再好没有用，群众看的是行动。我从干部抓起，按管理制度一条一条落实，大伙一看玩真格的，情绪起来了。第一个月就挣了3万元，四个月完成了13万。仅仅干了四个月，我累病住了院。
三中全会后，我萌动了入党的念头。
在地委召开的一次统战会上，轮到我发言，我从来没有那么激动，我说：“我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台下响起一片雷鸣般的掌声。会开完了，周书记和李部长握着我的手说：“你的愿望很好，我们一定认真研究。”
1984年12月11日，这是我终生都不会忘记的日子，我在这一天站到党旗下，举起拳头宣誓，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年我73岁，是俗话说的圣人年，我没成圣人，而成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省民委专门派人送来一个大“寿”字，祝贺我第二次生命的诞生。这是我真正的“华诞”，也是我生命中最光彩的一页。
1988年，菏泽工商联恢复了。我的大半生和工商联结下了不解之缘，与其有着特殊的感情。站在新恢复的“工商业联合会”大牌子下，我浮想联翩：早在青年时代我就做过“实业救国”的美梦。可是在动荡腐败、山河破碎的旧中国，我的梦想根本不可能实现。那时的我，苦闷失望至极。自从和共产党结识，我才看到了光明。“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我不是从课堂上听来的，也不是从书本上读到的，而是在半个世纪的求索中，在几十年坎坷的人生历程中，用心一点一点体会出来的。年轻的朋友们，珍惜今天吧。 （完）
要像共产党人那样
下“八队”解难
菏泽地区由于历史的、地理的种种原因，长期以来贫困落后，虽然是平原地带，但却年年吃大量的国家统销粮。1965年春，地委下决心解决“要大饭”的问题，把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号召广大干部下乡包队。狄生书记说：“我们下去带头实干，掉它十斤、二十斤肉，也得把要饭棍抛掉！”
大概是我这几年“解难”有了点名气。地、县两级统战部提出让我去包一个最有名的落后队——菏泽城关李兴齐大队，并建议让我从最困难的第八回汉联合队入手开展工作，以点带面。
地、县的干部们一提起这个八队就头痛。由于回汉混居，矛盾复杂。队干部撂挑子，社员们离心。包队干部下去，没人理茬，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小麦亩产不到百斤，加上秋季作物年收获不到二百斤，连吃了六年统销粮。队里二百多亩地，只有一头小驴、一头瘦牛。没有一架车，没有一张耙，没有一个记账桌，连一盏煤油灯也没有。
听说我到八队去，许多人摇头。一是觉得我不懂农业，二是到那个八队去前景难测。一位老朋友很为我担心：“别看你老马没有难住的事，这一回你可露不了脸了……不过也没有啥，大家都知道八队的情况。”
我卷起铺卷上了任。果然是没人理茬，果然是没地方住。
咱这个“县太爷”好打发，找了个秫秸庵子放下铺盖，权做“县衙”。
早晨，该上工了，我扛着锄头走出来，没有人打钟，更没有人上工。我敲了半天钟，伸头探脑地出来一个十几岁的小孩。我说：“你愿意跟我下地吗？”那小孩觉得怪好玩，满口应承。于是，我们一老一小下地了。这个八队真是“不简单”！但我觉得有信心攻克它。
下午，我借了辆地排车，把家里准备做家俱的一棵老槐树拉来，把家里的桌子、煤油灯还有把锁也拿了来，得为生产队搞点基本建设。到了晚上，八队的不少社员自动围到我的“县衙”门口。
一位老汉走到我面前，问：“听说你是县长？”“副的，老哥。”“甭管正副，看样子你是想把咱八队搞好。”“是想搞好。”我大声地回答：“父老乡亲们，我在这里给大家立个军令状，一年之内生产搞不上去，每人口粮分不到三百六十斤，我这副县长就辞职。”大伙回报我以热烈的掌声。我的“就职”演说就这样一句话，但我觉得我达到了目的。
光靠我那棵老槐树，只够作一张耙、一架拖车。这远远不够，亏得这里回民多，我去申请了一部分少数民族生产补助款，买了两头牛和一部分农具，十辆地排车。
虽然没搞过农业，但我也是种田人出身，懂得“种田没有巧，有水有肥管理好”。我先打了三眼机井，又组织起积肥队，到城里拉旧屋土垃圾，在村内大造土杂肥，达到每亩地施肥一万斤。
我把管理的重点放在生产组织的管理上，我试着按我干工厂时的经验——包，竟也奏了效。小组包工、小段包工……农民的生产热情真的高起来了。之后我才知道，我搞的这一套是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的“三自一包”。亏得八队社员没有揭发我，不然“文革”中再加一条，秉承刘少奇的旨意，搞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点，又够一壶了。
一年过去了，我完成了我的“军令状”，粮食亩产翻了近两番，社员的口粮达到三百六十斤，还建了一个日产千斤的小面粉厂。
在八队一年，我掉了二十多斤肉。我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但每天又比社员上工早、下工晚。给庄稼浇水不能离人，吃饭时都是我盯着，让社员们回家吃饭。八队离我家不到十里地，老伴患了肾周围脓肿病，多次捎信让我回家看看，我都没有抽出空。直到她的病在一个深夜里急性发作，高烧到四十度，痛叫不止，被邻居送到县医院开刀抢救后，我才闻讯跑到医院安排了一下，又匆匆折回。子女们都埋怨我，干工作干得不近人情了。我只是苦笑，我对他们，对他们的妈妈是有愧的。
一年的包队生活，我和八队的社员可算得上情深谊长了。告别时，他们痛哭失声。还是那位老汉，握住我的手说：“马县长，你真是焦裕禄式的好干部。”我说：“老哥，可不能这样说，我怎能和焦裕禄比呢。不过我的职不用辞了。”说着我笑了，社员们也哈哈地笑了。
历经文化大革命
“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那几年，每月只发给我五十元生活费，八个孩子，加上我老俩口，十口人都靠这点钱养活。可我硬是挺着，一分钱的账没拉。我一身衣服打了32个补丁，一双球鞋穿了六年，那补丁打得谁也认不出它原来是双什么鞋。可就这样，一有点风吹草动，我还是“活耙子”。“没有改造好的资本家马子杰……”的口号震天响，真不知道我这个资本家怎样才算改造好。
1972年，干校的干部都陆续回去了，有“结合”的，有“解放”的，单单剩下我这个“资本家”没人“认领”。最后园艺场的人急了，找到县里反映：“还有个马子杰你们忘了？他不该落实政策？”
那时，县委董书记已经被“结合”了，但也是个左右为难的处境。尽管这样，他还是亲自来到干校，宣布我的“解放”。他充满感情地说：“你用你的行动证明，你是革命的，是和共产党一条心的。”
多少年没有人这样评价我了，而且是董书记代表组织给我的评价，我激动得满眼噙泪，我说："感谢党组织对我的关怀，但我是个资本家，愿意继续改造……"
董书记说：“你还是资本家吗？思想改造我们大家都存在，但不一定用这种形式。”最后他说：“你现在要好好休息一段时间，愿意上班时言语一声。”
到了家里，老伴说什么也不同意我再干了。她说，你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了，过几天安静日子吧，再折腾还得挨整。我说：“现在老干部一批批解放得不少了，我看这运动也快到头了，这日子也有盼头了，我身体没大毛病，不干对不起共产党。”
我没听老伴的劝告，过了没几天，就找到董书记要求工作。董书记说：“正巧有个适合你干的工作，县里要成立外贸公司，你想干就去挑头吧。”我说：“行，不过你得给我派一个有统战观点的书记，不然搞不成事。”说实在的，那几年我也被整怕了，再派个专搞阶级斗争的书记，我也真受不了。
董书记说：“这一点已经替你想到了。”
派去的书记叫朱永亮，是炮兵团的转业干部。刚开始，听说和资本家搭伴，他也有点害怕。后来一打听我的经历和为人，就很痛快地去了。我们一见面就谈得很投机。
我说：“老朱，菏泽外贸虽然是刚起步，可我已经调查了，菏泽的外贸资源很丰富，很有搞头。能为菏泽人民谋个大利益，咱俩好好干，再叫我当县长我也不去了。你除非到中央当部长，也别轻易离开，咱们俩是一根绳子拴着的蚂蚱。”老朱说：“好！就是这话。”
不知为什么，没有任命我“经理”，而是负责人。我这个也不大在乎，好歹比扫厕所、种菜规格高多了，咱知足。
借了三间屋，凑了九个人，菏泽外贸就算正式开业了。上级要求是，每年上缴85万！
就这样我在县外贸一干就是七年，完成上缴利润1700万元，远远超出了给我规定的任务。
可在这中间，我又一次成了 “活靶子”。那是在“一批两打”中间，某些不明真相的群众，给我贴了不少的大字报，什么“马子杰送礼花了2000元”、“马子杰吃空额”、“资本家贪利本性不变”……
对于这些莫须有的罪名，我是又可气又好笑。你说我这样的人，怎么能容忍这种诬蔑。整了我整整八个月，气急之下，我患了心脏病。亏得老朱时时劝解我：“老马，稳住神，让他们搞去吧，咱们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整来整去，没有问题还是没有问题。
要说我利用职务之便办了点私事的话，那是在我调任卫生局副局长以后。事情是这样的，1964年，党中央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是个副县长当然得带头执行。我那个二闺女，恰在这时在兰州她大姐处招了工。我一听说立刻逼她退了工，回菏泽下了农村。这一下就是十几年，我又不愿做走后门求人的事。直到1979年，二闺女和女婿才最后一批回了城。有一天，二闺女找到了我，说：“爹，别的事我不求你，回城你也没帮上忙，现在只求你在你的下属单位给你女婿找个活干。”我考虑了一下，答应了，正好卫生局下属的粪便管理所缺少掏粪工，招工也不好招，就叫二女婿去了，一直干到现在。
现在我的八个子女都结婚有了孩子，他们都做着普普通通的工作，但他们都生活得很好，这就够了。
加入中国共产党
三中全会召开的时候，我已年近七十。我下定决心，让我的生命再开一次花，把余热献给党和人民。
1981年，我被选为市人大副主任。一上任，我调查了菏泽的教育现状，向常委会提出了全民集资办学的建议，得到热烈的响应，我当场认捐了500元。很快菏泽形成了集资办学的热潮，菏泽的“校改”工作跨入了全国的先进行列。
1951年菏泽办第二中学，苦于没地皮，我便无偿捐献出了自己的56亩地。1987年，我又发动全家给老家中沙海小学和敬老院捐献了360套桌椅，一台20英寸彩电和一台双缸洗衣机，价值近8000元。
1982年，菏泽的工业情况很不景气，县委领导找我谈话：“你是老工业了，能不能协助抓一抓工业？”我说：“没问题。”七十岁的我，真有点老黄忠上马的味道。我建议：人大十几个主任加上局里的干部，每人包一个工厂，摸一摸菏泽工业的脉，到底存在什么障碍。领导上同意了我的意见，我自报奋勇，到了问题最多的针织总厂。
针织总厂年上缴利润任务33万，可它交了不足1.5万。内衣分厂，7万任务，一分未交，8个月赚了6块钱。摆个烟摊一天也比这赚得多。一个要人有人、要设备有设备的厂搞成这个样，真让人寒心。
我决定重点抓内衣厂。情况明了后，我召集了全厂大会。我说：“咱们厂遍地是黄金，可就是拾不起来。厂子振兴的办法很简单；落实管理制度。今年还有四个月，听我的，保证完成7万元上缴任务，全厂300人每人再弄二斤点心当奖品！”
话说得再好没有用，群众看的是行动。我从干部抓起，按管理制度一条一条落实，大伙一看玩真格的，情绪起来了。第一个月就挣了3万元，四个月完成了13万。仅仅干了四个月，我累病住了院。
三中全会后，我萌动了入党的念头。
在地委召开的一次统战会上，轮到我发言，我从来没有那么激动，我说：“我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台下响起一片雷鸣般的掌声。会开完了，周书记和李部长握着我的手说：“你的愿望很好，我们一定认真研究。”
1984年12月11日，这是我终生都不会忘记的日子，我在这一天站到党旗下，举起拳头宣誓，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年我73岁，是俗话说的圣人年，我没成圣人，而成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省民委专门派人送来一个大“寿”字，祝贺我第二次生命的诞生。这是我真正的“华诞”，也是我生命中最光彩的一页。
1988年，菏泽工商联恢复了。我的大半生和工商联结下了不解之缘，与其有着特殊的感情。站在新恢复的“工商业联合会”大牌子下，我浮想联翩：早在青年时代我就做过“实业救国”的美梦。可是在动荡腐败、山河破碎的旧中国，我的梦想根本不可能实现。那时的我，苦闷失望至极。自从和共产党结识，我才看到了光明。“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我不是从课堂上听来的，也不是从书本上读到的，而是在半个世纪的求索中，在几十年坎坷的人生历程中，用心一点一点体会出来的。年轻的朋友们，珍惜今天吧。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