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4年08月21日] -- 牡丹晚报 -- 版次:[A19]
□背景

邹恒甫与北大“结怨”深

从2000年始,邹恒甫受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之邀,任该院应用经济学系主任,但于2007年被北大辞退。事后,邹恒甫表明自己和张维迎院长并没有什么个人恩怨。但言辞之间,透露的均是对张的不屑和惋惜,更是对中国大学官僚化和衙门化的批判。
   在一次与朋友的谈话中,他说:“我和张维迎没有什么个人恩怨。在国际经济学领域的地位,他比我不知差到哪里去了。我每年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他花十年时间都写不出来。我也从未想过跟他争官当,我对当官毫无兴趣,要当官我九十年代初就回国当副司长了。这件事情的实质是大学的官僚化、衙门化。我和张的分歧是基本价值理念的分歧。张维迎如何定位自己的身份呢?在美国,校长或院长更是 ‘serve’(服务于)教授和学生,而不是‘manage’(管理)。”他还说到:“其实,张维迎本人也是这个制度的牺牲品。这十多年来,我清楚地看到他是如何从一个老老实实的学者蜕变成飞扬跋扈的‘学官’、‘学阀’的。”
   在谈到国内高等教育时,邹恒甫表达了更多的不满。他说:“在中国的学校里,领导对教授都非常不客气,将教授当作奴仆对待。现在中国就是官僚治校,不是教授治校。解决这个问题不是你我能做到的,最重要的就是让大学同行政脱轨,建立董事会制度,把官僚治校变成教授治校。”
   邹恒甫微博爆料北大以及与北大院长之怨,表面上看似他与北大张维迎理念相悖,看不惯国内高校领导的行为,实际上是美国高等教育体制与中国高等教育体制的矛盾,也是个人反对体制的一种抗争的表现。另一方面,所谓爱之深恨之切,从学者对于高等教育的责任感角度看,正是有所期待才会提出更高要求。从邹恒甫教授的过往言论和诸多行动中,也可看出,他对北大、对中国经济学教育和研究之关切,以及所做的诸多努力,是鲜有人能及的。当从中外高等教育的比较中,看到国内高教弊端,学者是有责任提出批判的声音的。 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