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大副教授当了42天搬运工

“有那么几天，我迫切想逃离武汉。现在我很开心，搬一堆白菜都很开心……我真正想说的是，研究公共危机，一定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我们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而不是发表在期刊上……”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后，从想逃离武汉，到当搬运工42天，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孙春霞的思维，依旧那么跳跃。

曾经惶恐

逃了再也不回来

3月14日中午，暖阳。

华中科技大学校园内，一个23人的志愿者团队，正在一辆红色大货车上忙碌。

车内装着蒜苗、韭菜、莲花白和萝卜。几个小时后，这些从河南连夜运到武汉的爱心蔬菜，将端上江夏区多个家庭的餐桌。

志愿者们分成两组，一组在车上卸货，另一组开着自己的私家车，负责向定点社区转运。

这些志愿者，系华中科技大学武汉校友会成员及他们的家属、朋友。他们有的是IT企业高管、公司老板，有的夫妻上阵，或是父亲带着儿子来帮忙。年龄最大的超过60岁，最小的18岁。

孙春霞是其中之一，她今年46岁。

她负责卸货，一身蓝色防护服，臀部已经磨破，手臂、肩、背，多处沾着黄泥和老菜叶。

“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是一片慌乱，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志愿者。”

孙春霞是新疆人，父母跟着她在武汉生活，哥哥是北京某高校教授。

今年1月初，哥哥从北京来武汉探亲。1月14日，哥哥返回北京后，被确诊患上新冠肺炎，成为北京市第35例确诊病人。几天之后，病情愈加严重，被送进重症病房，还写下了遗书。

孙春霞很震惊，既担心又无奈。

此时，正值武汉封城前夕，整个城市笼罩在疫情的惶恐中，孙春霞和父母也只能在家中自行隔离。

一边担心哥哥，一边不知道自己和父母情况如何，孙春霞几近崩溃。

“哥哥是我邀请来武汉的，那几天，大家都还没有戴口罩，他就戴上了。像他这么有防范意识的人都被感染了，不知道我们怎么样？”孙春霞说，“讲真话，那时候迫切想离开武汉，再也不回来了”。

疫情严峻

留在城里当搬运工

不幸中的万幸！

在北京地坛医院医护人员的全力治疗下，哥哥熬过一劫，转入普通病房。孙春霞和父母在家隔离，也没被感染。

孙春霞觉得，“天突然就亮了。”

此时，武汉封城，全国各地的医疗队员和救援物资正源源不断进入武汉。

孙春霞原本忙着写论文，得知进入武汉的物资无人对接和装卸，她决定去当志愿者。

2月2日，华中科技大学志愿者团队正好招募队员，孙春霞便报了名。

第二天，她和其他队员就被派往汉阳国博中心，负责装卸物资。

从此，每天早上不到8点，她和华中科技大学武汉校友会的志愿者都会赶到指定地点，卸货、装货。

队员陈星旭说，女同志像男同志一样，该扛的扛，该背的背，一刻没有休息，装消毒水的车上，罐子破了，整个车厢全是消毒水味，工作几分钟就要跑出来透气，一些女同志长时间站在消毒水里劳作，深色运动鞋变成了粉红色……

孙春霞曾是运动员，上学时专门练过体育，工作后也经常锻炼，但一天的高负荷劳作下来，也喊吃不消。“有时候一天十几个大货车，一车物资就是几十吨，全是我们这帮人卸下来，再分发完的……”陈星旭回忆。

心疼过后

转战帮助重症患者

七八天后，副教授搬运工孙春霞又主动加入另一项帮扶活动——帮重症病人找病床。

孙春霞说，帮人寻床，原因有两个，一是网上求床的重症病人多，二是华中科技大学也有专家教授因感染去世，“特别心疼。”

当时，志愿者团队分为多个小组，部分人负责在网络上收集求助者信息，核实真伪；部分人负责把求助者信息登记造册，按区域、病情急缓划分；部分人负责联系医院找床位。

“有时凌晨两点钟还在接电话，求助信息实在太多。”孙春霞印象最深的是求助者范女士。

范女士是个生意人，在武汉有两家公司。疫情发生后捐款150万元，又捐了200万元的物资。

不料，没过多久，她父亲被感染，病情越来越重，但找不到病床。无奈之下，范女士只好上网求助。

孙春霞在国博方舱医院搬运物资时，认识了另一队的一位志愿者。这位志愿者的儿子，在老师朋友圈看到范女士的求助后进行了转发，最后几经周转，信息到了孙春霞手里。2月10日前后，孙春霞联系范女士核实了情况，当天便通过各种渠道帮忙联系床位，但所有医院都满床了。幸运的是，其中一家医院在晚上10点左右，转走几位轻症病人，范女士的父亲得以入院。

为病人找床位，核实病情很受煎熬。电话对面，不少病人是家庭式感染，有的病情还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