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领导下的东明盐民暴动

时隔近90年，冀鲁豫边区革命纪念馆里展示的一件盐刮已经锈迹斑斑。然而，作为东明盐民抗争的武器之一，这件盐刮背后藏着一段不能忘却的历史。当时，东明盐民辛勤劳动却无法自救，武装反抗却组织薄弱，祈盼强有力的指导思想和有效的斗争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将东明县一场自发的盐民暴动引向红色革命之路。

天灾人祸皆无情，盐民自发组织反抗斗争

上世纪初，位于黄河沿岸的东明县盐碱地绵延百余里，无法以种植为生的农民便熬小盐赖以维持生计。但是，熬小盐受到季节影响，且制作过程繁琐、劳动量大，小盐产量与付出的劳动量悬殊，盐农收益甚微。

面对如此窘境，当地百姓依然勤恳。他们守着家乡的土地，望着经年不休、泛滥后又退去的黄河水，依靠手里的盐刮子刮土熬盐，换了钱，也算是为家人从盐碱地里扒出了一份活下去的希望。

即便如此，盐民还要向当时的政府交盐税、向地主交地租。上世纪20年代，乱世里的盐民生存日趋艰难。在刮土熬盐的春天，说什么春光正好？与站在黄河岸边风沙里的盐民相伴的，是时刻都要与贫穷、与天灾、与饥饿、与生死存亡较劲。

东明县支寨村的盐民支悦刚出生于1886年，青年时期目睹了清末民初的军伐混战、匪盗猖獗。因当时海盐向内陆地区的运输通道受阻，不少地方食盐紧缺。支悦刚就常与人结伙，推着独轮车把小盐运送到河南省的辉县、林县等山区出售。路上时常遇见匪徒劫持、税卡强征，支悦刚凭借一身胆识与其周旋，总能化险为夷，逐渐成为周边盐贩群体的核心人物。当时，考城、兰封、长垣、濮阳的盐贩们宁肯绕道百里，也要来找他结伴同行。

1930年，天津长芦盐业公司买通当地官府，在东明县城内设立了盐店，并在当地政府的庇护下开始推销海盐，将海盐称为官盐，将当地盐民出产的小盐称为“私盐”，试图垄断盐业市场。

为保证官方盐商的高额利润，当时的县政府设立了盐务局，专管当地盐类买卖，其实是针对私盐进行挟制，一方面加重对“私盐”的税收，一方面试图将私盐的经营权收拢到官方，实行“私盐官卖”，否则禁止小盐上市。

1931年，东明县县长高君保配合盐务局，进一步制定了关于“严禁盐民做小盐”的政策，张贴布告，建立全副武装的盐务缉私队，以武力压制试图反抗、维护生存权益的盐民。

当时，盐务缉私队被称为“盐警”，一群人经常骑着马、拿着枪到产盐区巡查，并坐在高头大马上沿路叫嚷着“做小盐犯国法,谁做把谁抓”。看到盐池、熬盐的锅、制盐的工具，他们就不由分说地上前打砸；看到有制好的小盐，他们就通通抢走；看到盐民、盐贩，他们就顺便“依法”抓捕。

对抗天灾已拼尽全力，为何如今尤以“人祸”为甚？！既然那些趾高气扬的“官老爷”不在乎盐民的死活，盐民们也不再坐以待毙。他们自发组织起来，用多种方式对付“盐警”的骚扰，比如，见“盐警”来得人数多，他们就躲开；见“盐警”来得人数少，他们就拿着钉钯、刮刀一起出动，尝试将其轰走。在那样的年代，盐民们手中的“武器”，就是自己平日里干农活的农具。

在斗争中，有号召力的支悦刚、李文斗等成为盐民群体的领袖，带领乡亲们坚持斗争。可是，盐民越反抗，“盐警”的出动就越频繁，出动人数也由10余人逐渐增加至50余人，为应对“盐警”对盐区的骚扰，盐民的斗争规模也不断扩大。

矛盾激化，中共为盐民及时指明道路

由于官商干预，盐价猛涨，出现“斗盐石粟”的现象，不仅东明县，其周围的长垣、濮阳等县也出现了这种局面。一时间，社会矛盾骤然激化，百姓怨声载道。东明县的社会贤达、开明士绅联名上书，呼吁官盐商家存恻隐之心，要求政府改变政策。可是，利益当前，官商与当时的政府哪管什么百姓死活？双方的斗争只能继续下去。

1931年5月，原中共濮阳县委改为中共濮阳中心县委，党的基层组织得到发展，盐民中也有少数党员。中心县委决定抓住这个时机，把盐民的自发斗争引导到革命道路上来。盐民们的独自苦撑，迎来了有力的团结力量。

中共濮阳中心县委派出共产党员王冠儒、胡敬一等人到东明支寨等盐民集中的村庄，一边深入了解盐民的生活状况，一边调查“盐警”的破坏罪行及盐民与之斗争的情况，并广泛对盐民进行宣讲。

他们明确向盐民说明：当地盐民做小盐是为了解决生活问题，盐巡根本不能干涉，盐民不做盐就活不下去，要活下去就得团结起来，共同反对盐巡的无理盘查。中共直南特委军委书记高克林和濮阳中心县委书记王从吾还把支悦刚请到濮阳诚恳交谈，亲自做工作。支悦刚受到教育，觉悟提高，随后几次主动去濮阳，认真听取中共党组织对盐民斗争的具体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