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的变化

王俭彩口述 张昌伦整理（山东单县）
　　 我与共和国同龄。谈起60年来“吃”的变化，最有资格的我咋也收不住”话匣子”：
　　 听奶奶说，我是1949年阴历正月初八生人。由于当时生活艰苦，母亲缺乏营养，我一来到这个世上就没奶吃。看着骨瘦如柴的我饿得有气无力地直哭，焦虑不安的奶奶终于琢磨出一个办法：把煮熟的地瓜加点水捣成糊状倒进缝制的布条袋里，扎上口，让我含裹。由于营养差，两岁时还不会走路，三四岁都跑不稳。在我8岁的一天，姑奶奶从集上买了串煎包来俺家串门。当老人取下两个送给我时，我竟吓得边哆哆索索往后退边说：“我不要，我不要，它咬人……”每每回忆起这个细节，母亲的双眼就潮潮的：“唉，俺这孩子强成个人……”
　　 到了六十年代，那生活也够苦的，吃糠咽菜是常有的事，只有到生产队的牛、驴病死了或丧失劳动能力，经上级批准宰杀时，才能跟乡亲们一起解解馋，打打牙祭。
　　 步入七十年代，生活稍微好些了，能基本摆脱野菜，吃上油光透亮、被大伙称作“塑料馍”的地瓜面窝窝头。常吃“塑料馍”会感到厌腻，村里一位“土木匠”就用凳子和铁皮作面料，发明了面条机，将“塑料馍”放进去，轧出黑细黑细的馍条来，用蒜泥、盐、醋等佐料一拌，便成了诱人的上等食品。于是，“土木匠”的面条机就传遍全村。当时吃肉要到食品站去买，七毛多钱一斤。平时吃不起，只有来了客人或逢年过节时才能买一点，差不多都是油颤颤的肥肉，既能炼油，又能用炼剩的肉巴解解馋，挺合算。我那时最盼村里放电影或耕翻地——由于父母是全村有名的实在人，给放映员和耕作手的招待饭队长都是安排在我家。到那时，我总要凑父母不留神时拿张包皮饼卷几块煎鸡蛋和肥肉片，悄悄躲出去独享口福。
　　 改革开放后，村里搞了土地联产承包制，收的粮食猛一下多起来，再加上种棉、养猪、喂羊，手头有了活泛钱，“吃”上就有了大变化：顿顿白面膜，油儿当水吃，馋了就买肉改善生活。特别是政府鼓励农民干个体、外出务工和免了农业税、学费、书费，实行新农合以来，你看，一家比一家有钱，“吃”上更是变花样。如今，人们连肉都吃够了，又回过头来吃野菜啥的。就说我家吧，老伴上集除了买点瘦肉外，竹篮里总少不了西红柿、圆葱、木耳、蘑菇、芹菜和豆腐，回来就照着儿媳送给她的菜谱做。我说：“他娘，咱可逢上好社会了，结结实实地活着，多享几年共产党给咱老百姓谋造的好光景！”老伴乐得咯咯直笑：“可不，咱今天享的福，连最会摆谱的慈喜太后都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