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8年07月27日]
-- 菏泽日报 --
版次:[A1]
厚重黄土开出的梦想之花
——写在东明县小井镇小井村开风气之先实行生产责任制四十周年之际
记者 胡德光 通讯员 王恩标
记者手记
骄阳似火。当记者来到小井村这片土地，心中不由得想问，40年前，发生过什么？
站在已是翻天覆地的小井村街头，看着这个村子，碧树掩映，井然有序。这份和平从容，容易催生一种错觉，仿佛这个村子从来都是这样：生命自在绽放，万物自然生长，人民群众衣食无忧。或许难以想象，而我们准确地知道，就在这片土地上，40多年前，还有群众受到饥饿的威胁，还有群众因饥饿而彻夜难眠。那是怎样困苦的生活？敢为天下先，又是怎样敢于担当？
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我们深怀对历史的敬畏，来到小井村，求证传说。40多年过去，黄河水东流不回，改革者的满腔热血给这个村子留下的痕迹正在湮灭。但是，当我们走近那些满面风霜的亲历者，陪同他们一起重温那段岁月，一起翻看泛黄照片，一起扼腕感慨，才真正发现，每段岁月留下的宝贵精神，都已经渗透于这片土地！
恩格斯说：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当我们穿越40年的风雨，沿着时间长河逆流而上，回望那段可歌可泣的历程，把散落的个体记忆转化为一种社会记忆、一种集体意识，这是我们构筑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的历史根基，也是观照当下、启迪未来的历史镜鉴。
以怎样的态度对待历史，决定以怎样的姿态面向未来。回首小井村走过的路径，今天，让我们再一次深情叩问脚下的这片土地，沿着历史的线索发掘精神的富矿，必将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凝聚起菏泽“决胜全面小康、实现后来居上”的强大动力。
东明县小井镇小井村，一座普通而又特别的村庄。
风沙、内涝、盐碱“三害”曾肆无忌惮地肆虐过这个村子。贫穷，这顶厚重的“帽子”紧紧扣在它的头上。吃不饱，几乎是每个村民痛苦的切身感受。挨饿，是每个村民的噩梦，也是每个小井村共产党员心头的痛。
绝处逢生。1978年，历史会记住这个时间，那年农历春节刚过，小井村的共产党员以敢为天下先的胆识，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分土地。改革之火，在这片沉寂了多年的土地迅速燎原。饥饿，开始远离这个盘踞了多年的村子。
再造 “康庄”。历史也会记住这个时间，2015年5月25日，市委书记孙爱军来到小井镇，要求市直23个责任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在政策、资金、项目等方面全力倾斜，彻底改变小井镇的落后面貌。随着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一个新时代的新小井村赫然呈现在世人面前。
是共产党人让这里的贫困面貌得以彻底改观。乡亲们说：“是共产党人的那股子敢干劲儿，是共产党人的那股子为民情怀，让我们过上了好日子！”
一
64年前，18岁的张品格嫁给了4公里之外小井村的张殿兴，他和父亲相依为命，以磨豆腐为生。结婚前，母亲带着张品格兄妹三人以讨饭果腹。
“张殿兴的姑姑嫁到了我们村子，是我们村的媳妇儿。张殿兴姑姑告诉我，殿兴很老实、本分。嫁人就图个老实、本分。”向记者谈到当年自己的婚事，张品格那已爬满皱纹的脸露出了姑娘时的笑容。
祖辈生活在黄河边上的张品格，长得精神抖擞，说话底气十足。但说起记忆中的小井村，她总是不由得皱起眉头。
“当年，我们村归马头公社。因为贫穷，小井村被称为码头公社的西伯利亚。”时任小井村党支部副书记的李鹏举说到。今年70岁的李鹏举，虽已见惯了人世沧桑，但回忆到此处，仍是一脸愁容。
位于河南省的兰考县，因饱受风沙、内涝、盐碱“三害”肆虐而广为人知。殊不知，据此地40公里外的小井村也有着当年兰考县一样的恶劣条件，成为有名的“吃粮靠统销、花钱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三靠村”，每年秋收后很多村民外出讨饭。
风沙劫掠，沙丘连绵。刻在张殿兴脑海中的故乡，除了沙，还是沙。“刮风时，张口说话都是一嘴沙子。路北播种子，路南收庄稼。有时风沙把门堵住了，只能从窗户爬出去。”
笼罩在这片土地上的，除了风沙，还有饥饿。“春天饥荒最厉害。”张品格说，“乡亲们吃完槐树叶儿吃榆树，吃完榆树吃杏树。吃得树上不长叶，春天没个春天样儿。那时候，日子真是过得苦。还记得那时我四儿子刚出生，不到满月，我就外出讨饭了。为啥？家里没啥吃呗。”
冬春风沙狂，夏秋水汪汪，一年辛苦半年糠，扶老携幼去逃荒，这是当时这里百姓生活的真实写照。据村民们说，多的时候村里有1/3的村民外出逃荒要饭。
二
这是一个在小井村至今广为流传的故事。
1978年1月16日，农历腊月初八，时任菏泽地委书记周振兴和时任东明县委书记司黎明来到小井村，走进了张殿兴家。
那时候，张殿兴家院子不大，屋里空荡荡的，没有桌椅，所谓的床就是那个砌的一个砖池子，里边放些麦秸。全家七口人，两个大人，五个孩子，便睡在这个地铺里。一床补丁摞补丁的破被子，就是家里仅有的床上用品了。
“当时，我们两口子在磨豆腐，也不知道来家里的是啥人。就是觉得，这些人穿的很干净，像干部。”张品格回忆说。
一走进张殿兴家，周振兴问起他们的生活情况。张殿兴说：“今年地里也没收啥，每人只分到了百十斤口粮！俺家人多孩子小，吃不饱，没有办法，把两间屋子上的檩条和砖瓦扒掉卖了，糊口要紧啊！”
随后，周振兴走近张殿兴家的米缸，看了看，里面只有半筐地瓜干。周振兴又揭开锅盖，里面是几个用野菜、高粱壳掺和做的菜团子。“窝窝头是给孩子们吃的，大人吃的是菜团子。”张殿兴笑称。
周振兴没有说话，掰开一个菜团子，一块放到自己嘴里，另一块给了随行的两个干部。周振兴在嘴里嚼了嚼，硬咽了下去。两个随行人员却没能咽下去。
张品格看到周振兴的脸色严肃了起来，便急忙说：“俺不苦，俺感谢共产党。没有共产党，俺活不到今天。”
张品格的话音刚落，周书记的眼泪就夺眶而出，“多么好的农民啊！穷成这个样子，还说感谢，这叫咱们当干部的脸往哪搁啊！”
离开张殿兴家，周振兴又走访了杨进功、林美成等四户村民。
“走访完，一脸严肃的周书记带着充满期望的眼神对我们说，马上春节了，能不能让社员们吃上一顿饺子？我们没有吭声。随后，周书记又说，再不济，能不能让社员们吃饱饭？我们也没有吭声。周书记没有再说什么。过了一会儿，周书记说，过一段时间，我还要来看看。”李鹏举回忆说，“当时的情况确实让我们无地自容，之所以不敢应下来，主要是怕完不成任务啊。”
三
可能，周振兴并不知道，他离开村子的那一刻，时任小井村党支部书记的刘喜堂便睡不着觉了。
“咱不说吃饺子，怎么才能让村民吃上一顿饱饭呢？当时，刘喜堂就为这个事发愁。”李鹏举说。
为了寻求解决之道，刘喜堂首先召集村党支部会，商量如何落实周书记的要求。可是，大家聚在一起，都不发言。见大伙不说话，刘喜堂又召开生产队干部会，听听大家的意见，结果还是没人敢说话。
没办法，刘喜堂再召开贫下中农代表会，让大家共同想办法，出主意。就当刘喜堂觉得又是无功而返时，有村民说话了，随后，大家便你一言我一语，谈论的热烈。
大家的谈话焦点集中在耕地上。原来，1957年，村里按照上级的要求成立了高级农业合作社，耕地和大件农具、牲畜都入了社，把沙荒地，盐碱涝洼地分给了群众，让群众自种自收，种的蔬菜、瓜果、小杂粮收入都归自己，大家丰衣足食非常满意，干集体的活也都很卖力，社里的收入比初级社时也增加不少，除交足了公粮，还卖余粮。1961年为了度过饥荒期，生产队又把耕地划出来分给了群众，有什么自留地、盐碱地、菜地、饲料地，还有借地，名目繁多。社员依靠这些地里的收入度过了荒年，生活逐步好转，度过了饥荒期。
“靠分地，那么艰难的时候都挺过来了，当前这点困难算啥？”有群众说道。
明眼人听出来了，这是想让生产队再次分地。
但是，大家心里也都明白，“分田到户”，曾多次受到过批判，村里也曾几分几收，上级知道了会不会允许？如果上级不允许，查出来了，被扣个“走资派”帽子，村干部自身的仕途不说，本人可能会受到不小打击。
考虑再三，刘喜堂认为，小井地理位置偏僻，天高皇帝远，消息相对闭塞。反正自己本来就是个农民，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横下一条心，就把地分给村民了。
分，可以，怎么分？以谁的名义分？
“说实话，当时也是为了规避风险。我们决定将生产队分成若干小组，人数、户数不限，可自由组合。土地，就由这些小组分。”李鹏举说。
1978年春节刚过，小井村就开始了分地。为了不造成太大的影响，村里首先将生产队不耕种的碱地分给了村民，进行试探性的开展工作，边看效果，边听上头的风声。
（下转第2版）
记者手记
骄阳似火。当记者来到小井村这片土地，心中不由得想问，40年前，发生过什么？
站在已是翻天覆地的小井村街头，看着这个村子，碧树掩映，井然有序。这份和平从容，容易催生一种错觉，仿佛这个村子从来都是这样：生命自在绽放，万物自然生长，人民群众衣食无忧。或许难以想象，而我们准确地知道，就在这片土地上，40多年前，还有群众受到饥饿的威胁，还有群众因饥饿而彻夜难眠。那是怎样困苦的生活？敢为天下先，又是怎样敢于担当？
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我们深怀对历史的敬畏，来到小井村，求证传说。40多年过去，黄河水东流不回，改革者的满腔热血给这个村子留下的痕迹正在湮灭。但是，当我们走近那些满面风霜的亲历者，陪同他们一起重温那段岁月，一起翻看泛黄照片，一起扼腕感慨，才真正发现，每段岁月留下的宝贵精神，都已经渗透于这片土地！
恩格斯说：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当我们穿越40年的风雨，沿着时间长河逆流而上，回望那段可歌可泣的历程，把散落的个体记忆转化为一种社会记忆、一种集体意识，这是我们构筑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的历史根基，也是观照当下、启迪未来的历史镜鉴。
以怎样的态度对待历史，决定以怎样的姿态面向未来。回首小井村走过的路径，今天，让我们再一次深情叩问脚下的这片土地，沿着历史的线索发掘精神的富矿，必将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凝聚起菏泽“决胜全面小康、实现后来居上”的强大动力。
东明县小井镇小井村，一座普通而又特别的村庄。
风沙、内涝、盐碱“三害”曾肆无忌惮地肆虐过这个村子。贫穷，这顶厚重的“帽子”紧紧扣在它的头上。吃不饱，几乎是每个村民痛苦的切身感受。挨饿，是每个村民的噩梦，也是每个小井村共产党员心头的痛。
绝处逢生。1978年，历史会记住这个时间，那年农历春节刚过，小井村的共产党员以敢为天下先的胆识，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分土地。改革之火，在这片沉寂了多年的土地迅速燎原。饥饿，开始远离这个盘踞了多年的村子。
再造 “康庄”。历史也会记住这个时间，2015年5月25日，市委书记孙爱军来到小井镇，要求市直23个责任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在政策、资金、项目等方面全力倾斜，彻底改变小井镇的落后面貌。随着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一个新时代的新小井村赫然呈现在世人面前。
是共产党人让这里的贫困面貌得以彻底改观。乡亲们说：“是共产党人的那股子敢干劲儿，是共产党人的那股子为民情怀，让我们过上了好日子！”
一
64年前，18岁的张品格嫁给了4公里之外小井村的张殿兴，他和父亲相依为命，以磨豆腐为生。结婚前，母亲带着张品格兄妹三人以讨饭果腹。
“张殿兴的姑姑嫁到了我们村子，是我们村的媳妇儿。张殿兴姑姑告诉我，殿兴很老实、本分。嫁人就图个老实、本分。”向记者谈到当年自己的婚事，张品格那已爬满皱纹的脸露出了姑娘时的笑容。
祖辈生活在黄河边上的张品格，长得精神抖擞，说话底气十足。但说起记忆中的小井村，她总是不由得皱起眉头。
“当年，我们村归马头公社。因为贫穷，小井村被称为码头公社的西伯利亚。”时任小井村党支部副书记的李鹏举说到。今年70岁的李鹏举，虽已见惯了人世沧桑，但回忆到此处，仍是一脸愁容。
位于河南省的兰考县，因饱受风沙、内涝、盐碱“三害”肆虐而广为人知。殊不知，据此地40公里外的小井村也有着当年兰考县一样的恶劣条件，成为有名的“吃粮靠统销、花钱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三靠村”，每年秋收后很多村民外出讨饭。
风沙劫掠，沙丘连绵。刻在张殿兴脑海中的故乡，除了沙，还是沙。“刮风时，张口说话都是一嘴沙子。路北播种子，路南收庄稼。有时风沙把门堵住了，只能从窗户爬出去。”
笼罩在这片土地上的，除了风沙，还有饥饿。“春天饥荒最厉害。”张品格说，“乡亲们吃完槐树叶儿吃榆树，吃完榆树吃杏树。吃得树上不长叶，春天没个春天样儿。那时候，日子真是过得苦。还记得那时我四儿子刚出生，不到满月，我就外出讨饭了。为啥？家里没啥吃呗。”
冬春风沙狂，夏秋水汪汪，一年辛苦半年糠，扶老携幼去逃荒，这是当时这里百姓生活的真实写照。据村民们说，多的时候村里有1/3的村民外出逃荒要饭。
二
这是一个在小井村至今广为流传的故事。
1978年1月16日，农历腊月初八，时任菏泽地委书记周振兴和时任东明县委书记司黎明来到小井村，走进了张殿兴家。
那时候，张殿兴家院子不大，屋里空荡荡的，没有桌椅，所谓的床就是那个砌的一个砖池子，里边放些麦秸。全家七口人，两个大人，五个孩子，便睡在这个地铺里。一床补丁摞补丁的破被子，就是家里仅有的床上用品了。
“当时，我们两口子在磨豆腐，也不知道来家里的是啥人。就是觉得，这些人穿的很干净，像干部。”张品格回忆说。
一走进张殿兴家，周振兴问起他们的生活情况。张殿兴说：“今年地里也没收啥，每人只分到了百十斤口粮！俺家人多孩子小，吃不饱，没有办法，把两间屋子上的檩条和砖瓦扒掉卖了，糊口要紧啊！”
随后，周振兴走近张殿兴家的米缸，看了看，里面只有半筐地瓜干。周振兴又揭开锅盖，里面是几个用野菜、高粱壳掺和做的菜团子。“窝窝头是给孩子们吃的，大人吃的是菜团子。”张殿兴笑称。
周振兴没有说话，掰开一个菜团子，一块放到自己嘴里，另一块给了随行的两个干部。周振兴在嘴里嚼了嚼，硬咽了下去。两个随行人员却没能咽下去。
张品格看到周振兴的脸色严肃了起来，便急忙说：“俺不苦，俺感谢共产党。没有共产党，俺活不到今天。”
张品格的话音刚落，周书记的眼泪就夺眶而出，“多么好的农民啊！穷成这个样子，还说感谢，这叫咱们当干部的脸往哪搁啊！”
离开张殿兴家，周振兴又走访了杨进功、林美成等四户村民。
“走访完，一脸严肃的周书记带着充满期望的眼神对我们说，马上春节了，能不能让社员们吃上一顿饺子？我们没有吭声。随后，周书记又说，再不济，能不能让社员们吃饱饭？我们也没有吭声。周书记没有再说什么。过了一会儿，周书记说，过一段时间，我还要来看看。”李鹏举回忆说，“当时的情况确实让我们无地自容，之所以不敢应下来，主要是怕完不成任务啊。”
三
可能，周振兴并不知道，他离开村子的那一刻，时任小井村党支部书记的刘喜堂便睡不着觉了。
“咱不说吃饺子，怎么才能让村民吃上一顿饱饭呢？当时，刘喜堂就为这个事发愁。”李鹏举说。
为了寻求解决之道，刘喜堂首先召集村党支部会，商量如何落实周书记的要求。可是，大家聚在一起，都不发言。见大伙不说话，刘喜堂又召开生产队干部会，听听大家的意见，结果还是没人敢说话。
没办法，刘喜堂再召开贫下中农代表会，让大家共同想办法，出主意。就当刘喜堂觉得又是无功而返时，有村民说话了，随后，大家便你一言我一语，谈论的热烈。
大家的谈话焦点集中在耕地上。原来，1957年，村里按照上级的要求成立了高级农业合作社，耕地和大件农具、牲畜都入了社，把沙荒地，盐碱涝洼地分给了群众，让群众自种自收，种的蔬菜、瓜果、小杂粮收入都归自己，大家丰衣足食非常满意，干集体的活也都很卖力，社里的收入比初级社时也增加不少，除交足了公粮，还卖余粮。1961年为了度过饥荒期，生产队又把耕地划出来分给了群众，有什么自留地、盐碱地、菜地、饲料地，还有借地，名目繁多。社员依靠这些地里的收入度过了荒年，生活逐步好转，度过了饥荒期。
“靠分地，那么艰难的时候都挺过来了，当前这点困难算啥？”有群众说道。
明眼人听出来了，这是想让生产队再次分地。
但是，大家心里也都明白，“分田到户”，曾多次受到过批判，村里也曾几分几收，上级知道了会不会允许？如果上级不允许，查出来了，被扣个“走资派”帽子，村干部自身的仕途不说，本人可能会受到不小打击。
考虑再三，刘喜堂认为，小井地理位置偏僻，天高皇帝远，消息相对闭塞。反正自己本来就是个农民，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横下一条心，就把地分给村民了。
分，可以，怎么分？以谁的名义分？
“说实话，当时也是为了规避风险。我们决定将生产队分成若干小组，人数、户数不限，可自由组合。土地，就由这些小组分。”李鹏举说。
1978年春节刚过，小井村就开始了分地。为了不造成太大的影响，村里首先将生产队不耕种的碱地分给了村民，进行试探性的开展工作，边看效果，边听上头的风声。
（下转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