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地

延安马列学院是当时延安最高学府，如果没有革命经历，较难录取。1938年11月，凌静和几个同学报名后，正在焦急等待发榜，看到有人在学院的组织部门做不正当的交易。这种在“国统区”司空见惯的事，居然也在“革命圣地”发生，凌静非常义愤。她鼓足勇气，直接找到时任中央组织部的领导陈云同志，告了一状。
　　 她对陈云同志说：“这种事在国统区可以有，根据地不可以有；国民党可以有，共产党不可以有；西安可以有，延安不可以有！”
　　 陈云同志十分赞赏凌静的见识和勇气，凌静走后，他对秘书说：“难得，难得。”
　　 后来，陈云同志在公开场合赞扬了凌静，并破格录取她进入了延安马列学院。在马列学院的一年半时间里，凌静度过了她一生最幸运的时光，实现了她人生最高理想——站在火红的党旗下，宣誓入党。
　　 凌静心中也曾暗喜：你郭影秋不让我入党，我在延安入了党，在“革命圣地”入党了，在毛主席身边入党了！你还敢说我“小资”吗？
　　 虽然凌静是和郭影秋闹情绪分离的，但她毕竟在心里还思念着郭影秋。他们四年没有通信，只知道郭影秋已成为冀鲁豫边区湖西区主要负责人之一。1939年底湖西根据地搞“肃托”，错杀了几百名优秀干部，不知郭影秋是否还活着。如果郭影秋被杀害，她将是多么悲伤和负疚。
　　 1941年2月，中央组织干部支援苏北根据地，凌静被批准参加。这支队伍有80多人，大部分是参加过长征的红军战士，其余的人也大都打过仗。队伍里有6名女同志，其中4名也是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惟凌静和一名叫李剑的女同志从未参加过战斗。
　　 上级专门挑选了一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战士负责照顾凌静。他的名字叫柯邦坤，江西宁都人，1931年参加革命，24岁。柯邦坤对凌静说：“知识分子是党的宝贵财富，你又是个女同志，我的任务就是护送你。碰上危险，宁可我被打死，不能让你被打死；如果你被打死了，尸体也得拖回，不能落在敌人手里……”凌静听后，笑了，“老红军”比自己还小五六岁呢。可她不知道，柯邦坤虽然年纪小，但却身经百战。抗战初期，他在山东受了伤，被送到延安养伤，又上了抗日军政大学。
　　 1941年4月中旬，干部队从二十里铺出发。出发前夕，朱德、徐向前来送行。24日从葭县渡黄河，开始了历时一年、跨越5省、行程6000里的挺进敌后的征途。
　　 这一年的艰苦历程，对凌静来说真是从未有过的壮举。一过黄河，进入敌占区，就是大片的荒芜，常常几十里见不到一个村子。好不容易走进一个村子，也是房屋烧光，空无一人，无粮无水，令人不寒而栗；连续的夜行军也使凌静力不从心。
　　 凌静后来回忆说：“过同浦路前，连续几夜的行军，我实在困得不行，走着走着闭眼睡着了。那时真有睡着觉走路的。柯邦坤看我不时撞在前面人的背包上，怕我丢了，每晚行军时用根绳牵着我走。有一天晚上，我实在又累又困，走着走着就睡着了。等我醒来时，发现自己竟躺在一个地沟里，周围一片漆黑，静悄悄没有一点儿声音，队伍早不知走到哪里去了。当时我怕极了，不知朝哪个方向去追部队，真是哭都没人应啊！这时，忽然听见远处有悄悄呼唤我的声音，我赶忙回答。原来是柯邦坤发现没了人，又返回来找我。我当时真是又惊又喜又发愁，愁的是即使有了他，我们在这漆黑之夜到哪里去找部队呀！柯邦坤毕竟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战士，既沉着又有丰富的经验，不时趴在地上，摸马蹄印子判断部队的去向，终于在天亮后追上了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