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5年12月07日]
-- 牡丹晚报 --
版次:[A10]
根据地
社会部工作基本稳定下来了。1942年2月底，一二九师的组织部长徐立清突然打来电话：“北光同志，可找到你了。”他说，“师部首长叫你立即回来。”
这样，经延安方面和敌后根据地联系，决定盛北光带着四十来个干部回敌后。路上经过一二○师驻地绥德时，盛北光巧遇到贺龙、习仲勋。他们问盛北光是从哪里来的，盛北光说是从延安来的。他们一看盛北光带来的都是年轻干部，大声说欢迎、欢迎。
盛北光告诉贺龙同志说，我们是去太行的。贺龙说：“哟，去太行过不去。”他讲那边形势如何严峻（当时敌人已开始对太行山进行大扫荡），要盛北光等人留在一二○师工作。盛北光连忙说：“那不行，队里有一些人是一二九师干部的爱人。”贺龙说：“不行，你们过不去，我给你写信，你找甘主任（一二○师政治部主任）留下再说。”
与贺龙、习仲勋刚分手，一二○师政治部的干部科长就来领人了。盛北光说不行，这里面有一二九师宣传部长朱光的爱人，还有一个是地委书记的爱人，还有太岳根据地的几个女同志。他们反复动员，终于劝留了一对年轻夫妇。
走到同蒲路交通站，盛北光又遇到了带着干部去延安的萧劲光。萧劲光一行去延安，盛北光带的人去太行，由于那时每个地区都有各自的货币，到了其他地方就不能用了。盛北光带的是晋西北的，萧劲光带的是太行的，双方商量互相交换一下货币。于是，个人之间互相做了交换，你给我十块，我给你十块。大家分头换好了，萧劲光找到盛北光说：“盛队长同志，你别欺骗我们啊!”盛北光感到莫名其妙，问他：“怎么欺骗你们了？”萧劲光说：“你们那边几块才顶我们一块，你们一块换我们一块，我们吃亏喽。”盛北光哈哈大笑说：“我也不晓得，反正都是我们八路军的钱，解放区的钱。就这样了。”
盛北光一行，7月间来到一二九师政治部驻地王堡。一二九师锄奸部的同志找来了，说：“你来得正好，我们正缺人，你可不能走。”盛北光说我要回冀鲁豫部队去，回去还搞部队工作。他们说，你是在社会部学习了的，你不在这里不行。不得已，盛北光只得留下。分给盛北光的任务是建立外线工作站，地点在河北省赞皇县一个叫玉皇庙村的地方。
两天后新任命的外线工作站站长盛北光换上便衣，带着一名小伙计（通讯员），牵着一头毛驴，来到了玉皇庙。盛北光向老百姓借了一间很大的碾房，搞起了一个门面，起了一个字号，叫“鸿盛祥”，写了几个大字挂起来办起了情报站。盛北光的身份是小老板。
盛北光以商人的身份深入敌后，走村串巷搜集了大量敌区的情报资料，源源不断地送往一二九师和解放区。
1950年5月，海南解放。海南岛作为一个地级行政区，归广东省管辖，急需建立公安保卫机关。华南分局请求中南局让社会部负责选送一个公安局长。
中南局社会部党委讨论来讨论去，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当时盛北光是中南局社会部的党委成员。他主动站出来说：“我去吧。”组织上原定是派盛北光去广西筹建广西公安厅。一些老同志都劝阻：你去不合适，职务不相当。
过了两天，中南局组织部找盛北光谈话，李雪峰部长说：你真的决定去海南？盛北光说：没有人去，我就去吧。
临走前中南局写了封介绍信，信中意见是要盛北光任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兼海南公安局局长。到了广东省公安厅报到，厅长谭正文正在北京公安部开会，回话说：“你给盛北光同志商量一下，问他去海南不兼公安厅副厅长可不可以？”
盛北光想，我是去海南岛工作的，兼不兼公安厅副厅长没有什么关系，不兼就不兼吧!
就这样盛北光从几乎到手的正厅级职务，一下成了县团级的公安局长。
1953年8月间，中南行政委员会林彪（时兼任中南行政委员会主任）签署命令任命盛北光为中南公安干校校长。盛北光回到了武汉。
1955年4月，周总理签署任命状，盛北光出任中央公安学院武汉分院院长。
后来大区撤销，中南局组织部和中央外交部的同志都同盛北光商谈，要调他到某单位搞城市管理或搞外交工作。但公安部不放，曾透露要调盛北光到河南或山东省工作，湖北省委也要盛北光继续留在湖北。
在这种情况下盛北光向中央公安部上书三条意见：一、要到确实需要人的地方去，决不充数吃现成饭；二、不论什么工作，我只任副职；三、不限地区与远近，哪怕是云贵都可以。
不久公安部政治部来电话，说贵州缺人，可不可以？盛北光说，可以。贵州属于边远贫困山区，有待开发，特别需要人去工作，为何不可呢？
后来部长助理马键同志又先后两次来电话，问盛北光去贵州是否本意。盛北光说，既然说了就算数，部里定了就走。
就这样，1962年2月，盛北光来到贵州，任省公安厅副厅长。
1978年，中央决定恢复重建检察院，盛北光兼任省检察长，建立了贵州省的各级检察院，恢复了检察工作。
从恢复建设检察院到1983年，盛北光担任了五年的检察长。
后来他在回忆录中说：纵观我七十年的革命历程，自始至终为的是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做了六十年的卫士，但深感对革命贡献渺小无几，还距自己的革命要求和愿望相差甚远。我常喟叹人生的短暂，不能为党做出更多的贡献，现在只有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当后来有人疑惑地问为什么应得的职级却不要时，他笑了笑说了这么一段话：“毛主席曾在1938年4月‘抗大’演说中这样提醒干部，尤其是农村出身的干部，要警惕一下，不要见钱就眼红了，因为过去在乡下见不得钱。毛主席的话我记了一辈子。”
这样，经延安方面和敌后根据地联系，决定盛北光带着四十来个干部回敌后。路上经过一二○师驻地绥德时，盛北光巧遇到贺龙、习仲勋。他们问盛北光是从哪里来的，盛北光说是从延安来的。他们一看盛北光带来的都是年轻干部，大声说欢迎、欢迎。
盛北光告诉贺龙同志说，我们是去太行的。贺龙说：“哟，去太行过不去。”他讲那边形势如何严峻（当时敌人已开始对太行山进行大扫荡），要盛北光等人留在一二○师工作。盛北光连忙说：“那不行，队里有一些人是一二九师干部的爱人。”贺龙说：“不行，你们过不去，我给你写信，你找甘主任（一二○师政治部主任）留下再说。”
与贺龙、习仲勋刚分手，一二○师政治部的干部科长就来领人了。盛北光说不行，这里面有一二九师宣传部长朱光的爱人，还有一个是地委书记的爱人，还有太岳根据地的几个女同志。他们反复动员，终于劝留了一对年轻夫妇。
走到同蒲路交通站，盛北光又遇到了带着干部去延安的萧劲光。萧劲光一行去延安，盛北光带的人去太行，由于那时每个地区都有各自的货币，到了其他地方就不能用了。盛北光带的是晋西北的，萧劲光带的是太行的，双方商量互相交换一下货币。于是，个人之间互相做了交换，你给我十块，我给你十块。大家分头换好了，萧劲光找到盛北光说：“盛队长同志，你别欺骗我们啊!”盛北光感到莫名其妙，问他：“怎么欺骗你们了？”萧劲光说：“你们那边几块才顶我们一块，你们一块换我们一块，我们吃亏喽。”盛北光哈哈大笑说：“我也不晓得，反正都是我们八路军的钱，解放区的钱。就这样了。”
盛北光一行，7月间来到一二九师政治部驻地王堡。一二九师锄奸部的同志找来了，说：“你来得正好，我们正缺人，你可不能走。”盛北光说我要回冀鲁豫部队去，回去还搞部队工作。他们说，你是在社会部学习了的，你不在这里不行。不得已，盛北光只得留下。分给盛北光的任务是建立外线工作站，地点在河北省赞皇县一个叫玉皇庙村的地方。
两天后新任命的外线工作站站长盛北光换上便衣，带着一名小伙计（通讯员），牵着一头毛驴，来到了玉皇庙。盛北光向老百姓借了一间很大的碾房，搞起了一个门面，起了一个字号，叫“鸿盛祥”，写了几个大字挂起来办起了情报站。盛北光的身份是小老板。
盛北光以商人的身份深入敌后，走村串巷搜集了大量敌区的情报资料，源源不断地送往一二九师和解放区。
1950年5月，海南解放。海南岛作为一个地级行政区，归广东省管辖，急需建立公安保卫机关。华南分局请求中南局让社会部负责选送一个公安局长。
中南局社会部党委讨论来讨论去，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当时盛北光是中南局社会部的党委成员。他主动站出来说：“我去吧。”组织上原定是派盛北光去广西筹建广西公安厅。一些老同志都劝阻：你去不合适，职务不相当。
过了两天，中南局组织部找盛北光谈话，李雪峰部长说：你真的决定去海南？盛北光说：没有人去，我就去吧。
临走前中南局写了封介绍信，信中意见是要盛北光任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兼海南公安局局长。到了广东省公安厅报到，厅长谭正文正在北京公安部开会，回话说：“你给盛北光同志商量一下，问他去海南不兼公安厅副厅长可不可以？”
盛北光想，我是去海南岛工作的，兼不兼公安厅副厅长没有什么关系，不兼就不兼吧!
就这样盛北光从几乎到手的正厅级职务，一下成了县团级的公安局长。
1953年8月间，中南行政委员会林彪（时兼任中南行政委员会主任）签署命令任命盛北光为中南公安干校校长。盛北光回到了武汉。
1955年4月，周总理签署任命状，盛北光出任中央公安学院武汉分院院长。
后来大区撤销，中南局组织部和中央外交部的同志都同盛北光商谈，要调他到某单位搞城市管理或搞外交工作。但公安部不放，曾透露要调盛北光到河南或山东省工作，湖北省委也要盛北光继续留在湖北。
在这种情况下盛北光向中央公安部上书三条意见：一、要到确实需要人的地方去，决不充数吃现成饭；二、不论什么工作，我只任副职；三、不限地区与远近，哪怕是云贵都可以。
不久公安部政治部来电话，说贵州缺人，可不可以？盛北光说，可以。贵州属于边远贫困山区，有待开发，特别需要人去工作，为何不可呢？
后来部长助理马键同志又先后两次来电话，问盛北光去贵州是否本意。盛北光说，既然说了就算数，部里定了就走。
就这样，1962年2月，盛北光来到贵州，任省公安厅副厅长。
1978年，中央决定恢复重建检察院，盛北光兼任省检察长，建立了贵州省的各级检察院，恢复了检察工作。
从恢复建设检察院到1983年，盛北光担任了五年的检察长。
后来他在回忆录中说：纵观我七十年的革命历程，自始至终为的是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做了六十年的卫士，但深感对革命贡献渺小无几，还距自己的革命要求和愿望相差甚远。我常喟叹人生的短暂，不能为党做出更多的贡献，现在只有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当后来有人疑惑地问为什么应得的职级却不要时，他笑了笑说了这么一段话：“毛主席曾在1938年4月‘抗大’演说中这样提醒干部，尤其是农村出身的干部，要警惕一下，不要见钱就眼红了，因为过去在乡下见不得钱。毛主席的话我记了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