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晚报20191108期 第A7版: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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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9年11月08日] -- 牡丹晚报 -- 版次:[A7]

新闻背后,我们的身影和故事

  • 新闻背后,我们的身影和故事
编者按
   365×24。365天,他们每一天都在记录别人的故事;24小时,他们如车轮般转动,忙于采访、忙于写稿;新媒体时代,他们是每分每秒在线值守的新闻人。
   从时政新闻到突发事件,从人物故事到深度调查,通过记者的文字和镜头,人们可以跨越时空的界限了解这个世界。其实,每一条新闻背后的故事,可能并不比新闻本身少。11月8日,在这个属于新闻人的节日里,请允许记者们讲讲自己的故事。他们爱岗敬业、勇于担当;他们深入一线、心牵基层;他们不辞辛劳、不怕牺牲……从他们身上,我们不仅能看到新闻人的责任与担当,更能了解一名优秀记者、编辑的艰辛与不易。
  历久弥新的“南下”记忆
  □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 姜培军
   窗外寒蛩不住鸣,我又回忆起10年前那段 “重走南下路”的难忘日子。
   时间回溯到1949年3月,跟随人民解放军二野战五兵团的脚步,冀鲁豫边区南下干部支队从菏泽晁八寨出发,途经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7个省,行程8000多里,抵达贵州,为全国解放和建立新政做出了突出贡献。2009年夏秋之交,本报与市党史委、花冠集团推出大型采访活动——“花冠”重走南下路,由牡丹晚报时任记者部主任张伟和我一道执行这次采访任务。
   当时妻子已怀孕8个多月,理性地说,我不应该在那个时候离开她去作一次 “新闻远征”。但报社领导的信任和奔赴异地采访的冲动,都让我“刹不住车”。给她买来一堆方便面、火腿肠、鸡蛋,留下一句“照顾好自己”,我就背着相机匆匆出发了。
   1949年,在安徽合肥休整期间,部分南下干部支队负责同志,曾在渡江战役总前委驻地受到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领导同志的接见。2009年8月19日下午,我们赶往合肥市肥东县撮镇瑶岗村。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在一座清代老宅内。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当天这里闭馆。进不去馆,无法拍照,就完不成采访任务,怎么办?我尝试着推了推总前委旧址的大门,没想到竟然开了。我从门缝挤进去,屏住呼吸,握稳相机,对着里面的毛泽东木刻画像、渡江战役作战地图、标尺、铅笔、放大镜、电话机等展品一阵狂拍。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举动是违规的。
   从江西景德镇开始,每次吃饭,辣椒都“如影随形”。这对于害怕吃辣的我来说,真是度日如年。在从武汉发往湘潭的火车上,我们的对面坐着一对母子。男孩大约四五岁的样子,刚上火车,他便打开一桶方便面。男孩之后的举动让我开了眼界,他先将方便面用水泡了,然后将水倒掉,再撒上一大包辣椒,搅合在一起。看着小男孩吃得津津有味,我忍不住问:“不辣吗?”他看了我一眼,用“不屑”的口气反问道:“湖北男人还怕吃辣吗?”
   谢家滩是一个位于江西鄱阳湖畔的小镇,隶属上饶市。1949年,南下干部周华民、郭学等人因抗击土匪而牺牲在这里。2009年8月23日,我们去寻访周华民、郭学的墓地,碰巧遇到两名女中学生,分别叫施姗姗和施梅芬。“你们知道这两位烈士吗?”我问。“当然知道啊,他们是大英雄啊!”施姗姗答。听说我们是专程从英雄故乡赶来采访的,她们显得很高兴,主动提出给我们当“向导”。在随后的采访中,不少采访对象都是一口江西方言,我们听起来非常困难,两名女孩就给我们当起了“翻译”。
   南下干部韩卫民曾任原遵义地区公安处处长,采访他时,颇费了一番工夫。多方寻找未果,最后在遵义市老干部局找到了韩卫民的联系方式。但工作人员出于安全考虑,不敢直接将联系方式告诉我们,而是让韩卫民到遵义市老干部局见我们。翘首以待中,一位年逾八旬的老人出现在眼前,他上前握住我们的手,说:“走,跟我回家。”工作人员善意地提醒他核实一下我们的身份。韩卫民说:“不用怕,我们老家来的记者,还会骗我吗?”跟随老人到家后,他和老伴亲自下厨给我们包饺子。“好吃不过饺子。咱们老家逢年过节都是吃饺子,今天你们来了,对于我来说就像节日,所以吃顿饺子。”多年过去,言犹在耳。
   “重走南下路”时,正遇南方酷暑,我们经过暑热蒸腾的景德镇,走进中国四大“火炉”之一的武汉,晒过湘潭天空的烈阳,一路南行,时常汗流浃背。一路走来,南下干部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震撼与感动。拂去岁月的尘沙,我们依然被他们当年金戈铁马、气吞山河的勇气所震撼;丈量人生的足迹,我们依旧能触摸到他们那时铸剑为犁、改天换地的心跳和脉动。
   女儿已经10岁了,我时常会给她讲起难以忘怀的“南下”故事,那段虽辛苦但充满温暖的采访历程,已经化为我生命中永恒的记忆。
  这9年,我在新闻第一线
  □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 敏静
   从事记者这份职业的人有很多,而我,只是其中普通一员。仔细算了算,今年已是第20个记者节,也是我在新闻媒体工作的第9个年头。一路走来,品味了很多的酸甜苦辣,我迷茫过、彷徨过,却不曾放弃。
   上中学时,我酷爱写作,经常把自己创作的文章和诗歌装进牛皮纸信封里,寄往全国各地的报刊,并陆续收到了刊登着自己作品的书籍和获奖证书。后来,我考入河南一所大学的新闻与传播学院,学习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写文字是我的业余爱好,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它会成为我的职业。
   9年前,我第一次跟着单位的前辈外出采访,才知道,原来记者并没有我想象中的光鲜和高大上。实习期过后,我开始了独立工作,采访、写稿,一天下来,总会筋疲力尽,我也真正感受到了记者的艰辛与不易。而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在采访中,我们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众多意想不到的事。
   2015年3月,多位市民致电本报新闻热线反映,位于牡丹区东城办事处某社区内的一所幼儿园校舍被私自转让,400余名孩子无法按时入园,我立即前往调查。听说记者来访,一名40多岁的中年男子竟然将我反锁在了校舍内。第一次遇到这种突发状况,作为一名女记者,我不免有些害怕,但还是冷静地表明自己的来意。经过耐心沟通,铁锁被打开,我不仅安全地走出来,还通过这位男子了解到事情的相关情况,并顺利地完成了采访任务。经过我们的报道,引起了相关部门和该校负责人的高度重视,不到两周的时间,学校便通知孩子们搬入新园继续上学。这次的经历让我迅速成长,也明白了记者在采访的同时应该学会保护自己。
   这些年,我最喜欢采访的就是民生类新闻,能够通过自己的报道帮助大家解决难题是我最开心的事。今年9月,我以《“我希望孩子有一个完整的人生!”》为题,报道了定陶区冉堌镇29岁的年轻母亲卖地瓜为两个患病的孩子筹集医疗费一事,市区多个团购群里自发接龙,纷纷购买地瓜。短短数日,这位年轻母亲种植的上万斤地瓜就被抢购一空;一位80多岁的老大爷家庭困难,靠卖自己制作的扫帚维持生活,经过我的调查与报道,老大爷被纳入低保范围,那一刻,他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无论是工作日还是节假日,无论是骄阳烈日还是暴雨倾盆,只要有新闻,我们就会第一时间到达现场。我们用手中的笔和镜头记录下大事小情,记录着各种新闻和故事,但却很少记录我们自己。
   选择了这份职业,不仅选择了辛苦,也选择了收获与感动。因为我们笔尖流淌出的是感人的故事,我们是时代的记录者,我们是幸福的传播者。这个职业给了我们无限的勇气和力量,也让我们意识到了肩上的责任与使命。以后,我依旧会不忘初心、铭记心中的那份新闻理想,继续奋战在新闻第一线。
  难忘第一篇“A稿”
  □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 冯 锴
   记者是一个特殊的行业,成为一名记者,便获得了走入别人生活的 “特权”,拿到了倾听别人故事的 “资格”。所以,有人说,记者是一个神奇的职业,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去体验人情冷暖,对此,我深有感触。
   不知不觉,第20个记者节已经到来。掐指一算,自己竟已在这个神奇的行业内呆了十年。现在的我对采访、写稿早已轻车熟路,回首从业经历,对自己单独采写第一篇“A稿”的过程仍记忆犹新。
   2008年下半年,我进入牡丹晚报记者部,成了一名见习记者。2009年1月,我开始独立采访写稿。根据单位的考核办法,记者的见报稿件根据质量被评为“A、B、C、D”四个等级,其中每人每月必须完成4篇“A稿”。见习期,有老师的带领、照顾,自己并没有感受到太大的压力,独当一面时,我突然感到不知所措。在当月的前十天,别说“A稿”,普通稿件也只有两篇见报,这让我一直处于迷茫、失落、焦躁的情绪之中,甚至对自己是否适合从事这个行业产生了怀疑。直到2009年1月10日,值班主任给我安排了一个关于“年关车市”的选题。
   “这是一个能得‘A稿’的选题……”带着值班主任的鼓励与指导,我立即着手采访。现在看来,这样的选题采访并不困难,但对当时的我来说,并不轻松。在汽车销售门市,对导购员和购车市民的采访还算轻松,跟着他们听听记记,就能获得不少素材。不过,如果要了解总体销售情况和特点,还得采访市场负责人,而如何敲开市场经理办公室的门,对我而言是个不小的考验。在门口徘徊了许久,最终我还是硬着头皮敲开门。幸运的是,这位经理平易近人,采访比较顺利。有了这次经验,再采访其他几家市场时也没有太大波折。
   当天,从早晨到下午,从城西到城东再到城南,忙活了将近一天,途中还经历了电动车没电、推着车子走了几公里的尴尬。这充实的一天,让我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记者的辛苦。由于采访得较为充实,写稿时也没有遇到太大困难。1500多字的稿件写完时,那种“欣喜若狂”至今仍能回想到,毕竟在此之前的学生时代,自己写篇800字的作文还时常抓耳挠腮。稿件发表后,不仅如愿以偿得到了第一篇 “A稿”,还收获了不错的社会反响,一家汽车网站编辑看到报纸后,专门来电索要稿件的电子版进行转发。
   收获的喜悦无以言表,采访的艰辛烟消云散。通过这次采访,我好像“开了窍”,一直坚持了十年,体验着记者的苦与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