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9年11月25日]
-- 牡丹晚报 --
版次:[A3]
菏泽催花牡丹启程下广“淘金”
□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 姜培军
11月22日，一辆辆大型货车满载牡丹苗开往南方广州等地，“下广”进行反季节催花的菏泽花农开始为期两个月的“催花之旅”。经过一代代花农的努力探索，新理念、新技术让菏泽催花牡丹花色更艳、花期更长。
与时俱进，紧盯市场做强产业，让催花牡丹小型化、发展鲜切花，搭上“互联网+”快车，拓展展会经济，也许是菏泽催花牡丹产业未来发展的方向。
“催花大军”陆续启程
11月22日傍晚，夕阳西下，菏泽北外环路附近的一块空地上堆放着大批打好包的牡丹苗，几名花农在用吊车将已经打包成捆的牡丹苗装上大货车，现场一片忙碌。
“大家正在抓紧时间装货，今天就发车南下了。”牡丹区牡丹办事处花农赵弟栋告诉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我今年催花数量大约比去年多三分之一，共1500多盆，涉及卷叶红、乌龙捧盛、百园红霞、腰带红等牡丹品种。”他选择的催花地点是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所谓“下广”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事实上，我市在南方催花的城市除了广州市，还有广东省深圳市、中山市、汕头市、佛山市以及福建省厦门市等多个南方城市。近年来，由于北方温室催花技术不断成熟，我市也有不少花农携牡丹北上北京、天津、大连、哈尔滨等地催花。春节期间，从北方冰城到南国水乡，从东部小镇到西部荒漠，处处飘散着菏泽牡丹的芬芳。
受催花成本和市场预期等因素影响，今年我市“下广”催花牡丹数量比去年有所增加。关于具体数量，记者现场采访了多名花农，他们给出的数据并不统一。据赵弟栋透露，今年这一数据将超过10万盆。
菏泽牡丹苗启运，标志着两个多月的催花之旅开始了。
“下广”历史上溯至清朝
近几年，菏泽牡丹在全国声名远播，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菏泽牡丹催花技术的日渐成熟。“花随人意应时开”，不仅提高了菏泽牡丹的知名度，而且拉长了牡丹的产业链。
广州被称为“花城”。广州人爱花，他们称牡丹为“富贵花”，“大胡红”被他们称为“大富红”或“大火红”。每年春节，广州家家户户都要摆花，如果家里没有几盆牡丹，他们就认为新的一年里做生意不红火，财源不旺盛。在广州春节花卉市场上，九成以上的催花牡丹来自菏泽。经过几十年的摸索，菏泽花农已经积累了比较成熟的南方催花技术。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广东年宵花市场上，菏泽牡丹年年冠艳群芳，但花农却换了一茬又一茬。老专家赵守文，1915年前后所著的《菏泽牡丹史》（手抄本）中记载：“菏泽花农春节催花，始于道光中叶，京津、苏杭、福广皆有人去。”据老花农赵守先介绍，那时候“下广”没有汽车、火车，交通不便。广大花农都是用輷车子 （木制独轮车）将用于催花的牡丹推到济南的泺口码头，然后装上黄河里运送货物的“平头摆”木帆船，顺流而下到达天津港。从那儿再换上海船，沿海岸线到达珠江入海口，再沿珠江逆流而上到达广州。从道光时期至民国，“下广”的花农越来越多。在当时的菏泽，不仅赵楼村，附近赵王李、邓庄、王梨庄及琵李、高庄等村的花农也纷纷“下广”。
“光绪晚期（1875年），八国联军入侵，军阀混战，民不潦生、‘下广’花农锐减。民国初年社会安定，‘下广’花农有增无减。好景不长，军阀混战，日寇侵华，交通受阻,‘下广’发财之路才断了弦。”《菏泽牡丹史》中记载。
新中国成立后，原菏泽赵楼牡丹园于1973年第一次“下广”催花。之后，菏泽花农“下广”人数逐年增多。
近年来，我市一些催花牡丹企业创新意识有所增强，在技术、营销上不断探索，通过“走出去”使菏泽催花牡丹品牌越来越响亮。
紧盯市场做强牡丹产业
历史上，不少菏泽花农因“下广”催花赚得盆满钵溢。“一亩地才三块大洋，而在广州一朵牡丹花就能卖一块大洋，一本万利的生意！”说起民国以前的广州催花牡丹价格，老花农赵守珠回忆说。
据老花农赵岩松回忆，不少花农赶上好年景，赚钱多的时候，从广州回来时怕在路上被抢，就和同乡把赚来的元宝、银锞子、银元凑在一起，雇佣广州的镖局护送。也有胆子大的花农，把银元缝在夹袄里，由于太重，往往蹲下就站不起来。
“我10多岁时，每年都去芦堌堆花神殿看戏。花神殿前的桌子上摆着贡品，点着从广州带来的高香和茶杯粗细的蜡烛，烟雾缭绕。‘下广’发财回来的一帮人，跪在花神面前，叩头许愿，祈求花神保佑，年年发财，一路平安。”牡丹区牡丹办事处原赵楼村老支书赵永臣多年前回忆，“广州的 ‘忍香园’、‘醉观园’也与‘下广’花农一块捐款、摆供品，并请戏班唱四天大戏，以表诚心。”
1980年后，改革开放的号角首先吹到广州，广州人的腰包率先鼓了起来，牡丹成了高档的年宵花，供不应求。“1993年，一个花蕾卖到80多块钱，我当时栽种的1000多盆催花牡丹赚了40多万元。”牡丹专家赵孝知回忆。
2000年后，“下广”花农逐渐增多，广州花市不时出现供大于求的状况。此外，由于“下广”催花牡丹均为露天催花，容易受到恶劣天气的影响。再加上受到社会大环境的影响，菏泽催花牡丹时常受到俏销和“烂市”的困扰。
穆李苹果、陈集山药、玉米糁、花生米、白酒……在菏泽北外环路牡丹苗装车现场，记者看到，等待装车的除了大包大包的牡丹苗，还有花农“下广”的必需品。在为期两个月的催花生活中，它们将给花农们带去家乡的温暖。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唯有创新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创新，一方面体现在品种增多，另一方面体现在销路更广。让催花牡丹小型化、发展鲜切花，搭上“互联网+”快车，拓展展会经济，也许是菏泽催花牡丹产业未来发展的方向。
催花之旅开始，花农们在心中默默祈祷能迎来一个丰收年。
11月22日，一辆辆大型货车满载牡丹苗开往南方广州等地，“下广”进行反季节催花的菏泽花农开始为期两个月的“催花之旅”。经过一代代花农的努力探索，新理念、新技术让菏泽催花牡丹花色更艳、花期更长。
与时俱进，紧盯市场做强产业，让催花牡丹小型化、发展鲜切花，搭上“互联网+”快车，拓展展会经济，也许是菏泽催花牡丹产业未来发展的方向。
“催花大军”陆续启程
11月22日傍晚，夕阳西下，菏泽北外环路附近的一块空地上堆放着大批打好包的牡丹苗，几名花农在用吊车将已经打包成捆的牡丹苗装上大货车，现场一片忙碌。
“大家正在抓紧时间装货，今天就发车南下了。”牡丹区牡丹办事处花农赵弟栋告诉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我今年催花数量大约比去年多三分之一，共1500多盆，涉及卷叶红、乌龙捧盛、百园红霞、腰带红等牡丹品种。”他选择的催花地点是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所谓“下广”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事实上，我市在南方催花的城市除了广州市，还有广东省深圳市、中山市、汕头市、佛山市以及福建省厦门市等多个南方城市。近年来，由于北方温室催花技术不断成熟，我市也有不少花农携牡丹北上北京、天津、大连、哈尔滨等地催花。春节期间，从北方冰城到南国水乡，从东部小镇到西部荒漠，处处飘散着菏泽牡丹的芬芳。
受催花成本和市场预期等因素影响，今年我市“下广”催花牡丹数量比去年有所增加。关于具体数量，记者现场采访了多名花农，他们给出的数据并不统一。据赵弟栋透露，今年这一数据将超过10万盆。
菏泽牡丹苗启运，标志着两个多月的催花之旅开始了。
“下广”历史上溯至清朝
近几年，菏泽牡丹在全国声名远播，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菏泽牡丹催花技术的日渐成熟。“花随人意应时开”，不仅提高了菏泽牡丹的知名度，而且拉长了牡丹的产业链。
广州被称为“花城”。广州人爱花，他们称牡丹为“富贵花”，“大胡红”被他们称为“大富红”或“大火红”。每年春节，广州家家户户都要摆花，如果家里没有几盆牡丹，他们就认为新的一年里做生意不红火，财源不旺盛。在广州春节花卉市场上，九成以上的催花牡丹来自菏泽。经过几十年的摸索，菏泽花农已经积累了比较成熟的南方催花技术。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广东年宵花市场上，菏泽牡丹年年冠艳群芳，但花农却换了一茬又一茬。老专家赵守文，1915年前后所著的《菏泽牡丹史》（手抄本）中记载：“菏泽花农春节催花，始于道光中叶，京津、苏杭、福广皆有人去。”据老花农赵守先介绍，那时候“下广”没有汽车、火车，交通不便。广大花农都是用輷车子 （木制独轮车）将用于催花的牡丹推到济南的泺口码头，然后装上黄河里运送货物的“平头摆”木帆船，顺流而下到达天津港。从那儿再换上海船，沿海岸线到达珠江入海口，再沿珠江逆流而上到达广州。从道光时期至民国，“下广”的花农越来越多。在当时的菏泽，不仅赵楼村，附近赵王李、邓庄、王梨庄及琵李、高庄等村的花农也纷纷“下广”。
“光绪晚期（1875年），八国联军入侵，军阀混战，民不潦生、‘下广’花农锐减。民国初年社会安定，‘下广’花农有增无减。好景不长，军阀混战，日寇侵华，交通受阻,‘下广’发财之路才断了弦。”《菏泽牡丹史》中记载。
新中国成立后，原菏泽赵楼牡丹园于1973年第一次“下广”催花。之后，菏泽花农“下广”人数逐年增多。
近年来，我市一些催花牡丹企业创新意识有所增强，在技术、营销上不断探索，通过“走出去”使菏泽催花牡丹品牌越来越响亮。
紧盯市场做强牡丹产业
历史上，不少菏泽花农因“下广”催花赚得盆满钵溢。“一亩地才三块大洋，而在广州一朵牡丹花就能卖一块大洋，一本万利的生意！”说起民国以前的广州催花牡丹价格，老花农赵守珠回忆说。
据老花农赵岩松回忆，不少花农赶上好年景，赚钱多的时候，从广州回来时怕在路上被抢，就和同乡把赚来的元宝、银锞子、银元凑在一起，雇佣广州的镖局护送。也有胆子大的花农，把银元缝在夹袄里，由于太重，往往蹲下就站不起来。
“我10多岁时，每年都去芦堌堆花神殿看戏。花神殿前的桌子上摆着贡品，点着从广州带来的高香和茶杯粗细的蜡烛，烟雾缭绕。‘下广’发财回来的一帮人，跪在花神面前，叩头许愿，祈求花神保佑，年年发财，一路平安。”牡丹区牡丹办事处原赵楼村老支书赵永臣多年前回忆，“广州的 ‘忍香园’、‘醉观园’也与‘下广’花农一块捐款、摆供品，并请戏班唱四天大戏，以表诚心。”
1980年后，改革开放的号角首先吹到广州，广州人的腰包率先鼓了起来，牡丹成了高档的年宵花，供不应求。“1993年，一个花蕾卖到80多块钱，我当时栽种的1000多盆催花牡丹赚了40多万元。”牡丹专家赵孝知回忆。
2000年后，“下广”花农逐渐增多，广州花市不时出现供大于求的状况。此外，由于“下广”催花牡丹均为露天催花，容易受到恶劣天气的影响。再加上受到社会大环境的影响，菏泽催花牡丹时常受到俏销和“烂市”的困扰。
穆李苹果、陈集山药、玉米糁、花生米、白酒……在菏泽北外环路牡丹苗装车现场，记者看到，等待装车的除了大包大包的牡丹苗，还有花农“下广”的必需品。在为期两个月的催花生活中，它们将给花农们带去家乡的温暖。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唯有创新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创新，一方面体现在品种增多，另一方面体现在销路更广。让催花牡丹小型化、发展鲜切花，搭上“互联网+”快车，拓展展会经济，也许是菏泽催花牡丹产业未来发展的方向。
催花之旅开始，花农们在心中默默祈祷能迎来一个丰收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