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5年10月21日]
-- 牡丹晚报 --
版次:[A14]
根据地
10、共产党的官不像官
南下干部侯存明讲的故事：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在报社，报纸有个社会服务栏目，对干部联系群众作风的报道，报道很少，因为联系群众是日常的事儿，都不觉得是新闻。
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是《共产党的官不像官》。
我们来贵州以后，掌权了，当官儿了，可大家都没有架子，在一块儿有说有笑。报社总编辑，大家都喊他向阳同志，我呢，就是侯同志，一直到现在见了都是侯同志。
领导跟那些新来的同志打成一片，下了班大家都在那打乒乓球，后来打康乐球、打羽毛球、打篮球什么的，都混在一块，非常和谐。
那时，办公室信封、信纸都有。但向家里写信，信纸或者是信封，都要自己买。公私分明到这个程度，公家的东西绝对不能自己来使用。
到一个公社去蹲点，我是队长，我找寨子里最穷最脏的一家，在他家吃饭，这个农民是土地改革老积极分子，人家说他家最脏了，你不能到他家去。几辈子传下来的衣服或者被子，那被子撩起来，就跟南瓜秧一样，一片一片的，就没有完整的，黑乎乎的，因为它不可能洗，一洗就完了。
后来我们走的时候全村的人都来送，我自己都很难舍难离。后来到南青公社，我们是80个人，我带队，分了几个工作组，我到了最边缘的一个大队，在一个退伍军人家里吃饭。
南方跟北方不一样，他那个猪圈牛圈都跟厨房挨在一起的。那个地方苍蝇多得很。他家吃苞谷饭，苞谷饭就跟蒸米饭一样，黄洋洋的，大碗。他很客气，每次吃饭都把饭盛好。饭盛好之后，苍蝇就把那个碗完全遮严了，那些黄米饭根本看不到。我一端碗，“轰”全飞了。要是在家的话就把外面一层全部去掉，但当时不能去掉，那是群众的，你去掉那人家能吃不能吃啊？就那样把饭一点儿一点儿吃了，天天都是那样。那个菜就是辣椒，沾盐水，苍蝇全部掉进盐水里了，也照样吃。
在城里我们成立的社会服务组，来信来访的，经常有。因为那个时候刚解放，大家都不熟悉共产党的政策，就想问点事儿，有什么纠纷找报社，而不是找司法部门。那时候我们有两三个人就负责接待，接待的时候有合理的事儿就把它写出来，那时候群众对报纸很重视。
我带人深入到街道中去，还成立自己的读报组，为发展读报组，我到居民里面参加居民的读报活动，联系了一些人，后来他们有事就向报社写信反映，国家有什么大事分析表态也行。城市乡村都有读报组。报社里头有个礼堂，每个礼拜都开讲座，有报社的负责人给大家讲解政策，那时候群众参加得很踊跃，报纸跟群众的联系是很密切的。
我们为什么这样做？国民党是一面镜子，国民党太腐败了，抓兵、派款、捐税，随便要这东西那东西，群众就盼望着解放。所以群众说“当年的红军回来了”。那时候失业的很多，我们就组织以工代赈，组织群众修路，那时候的路都很差劲，修路呀又是植树呀，我们都下到工厂里，下到农村的困难户家，当年红军从这里过，好多人都有印象。
当时的中心工作，就是解决群众生活问题，有些困难户，送寒衣、棉衣，发盐巴，农村里缺盐。原来有三个国民党的报纸，把这三部分人收到一块来，办了新黔日报。把这些人团结一块，他们工作也很认真。
后来搞肃反，把他们整了以后呢，我们还向他们道歉，后来我们关系也很好。
南下时一路上都学习。关于贵州的民族政策，专门发小册子，就是那些少数民族里面的头人，参加了土匪一般的不追究，武装还保存了一段时间。这是一方面。后来土地改革，对少数民族有些特殊政策，他们有供田，给他保留，有姑娘田，还有一些染料田，这些一般都给他保留，整个西南部的改革都很稳妥。
11、把钱装到老百姓的兜里
南下干部席永贤的故事：
我南下前是在冀鲁豫人民银行给行长当通信员。当时地委就给银行两匹马。一匹马用来驮东西，一匹马给行长用。那个时候，干部学习党的政策，学习南下注意事项，我和那个喂马的，每天的任务就是驯马。南方的水多沟也多，桥也多，有土桥有石桥，还有木板搭起来的桥。
到南方来能牵着马走，其他的桥还行，木板搭起来的桥马不走，我们的任务就是训练马，把木板架在沟上面。
当时南下带了大洋和人民币。那个时候1万元的人民币，就相当于现在的一块钱。
当时贵州穷得简直是没办法。群众的生产工具没有，银行要给群众解决问题。原来国民党统治的时候，老百姓称他们是“乱民党”，各种赋税使农民穷得一无所有。挖地的锄头、镰刀，都买不起，我们就发放农业贷款，发给他们买一些锄头、镰刀之类的工具，这样他们就可以回去搞生产。
发放的贷款没有抵押，当时就是几块钱，买个锄头。过来填下名字，你是哪个地方的人，可以说是“信用贷款”。后来那些还不起的都豁免了。
原来旧社会也有银行。我们来了之后，接收那些银行。贵阳市原有交通银行、贵州银行，还有农业银行。我们就一个人民银行。来了之后呢，这些银行通通都要归人民银行管理。
南下干部侯存明讲的故事：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在报社，报纸有个社会服务栏目，对干部联系群众作风的报道，报道很少，因为联系群众是日常的事儿，都不觉得是新闻。
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是《共产党的官不像官》。
我们来贵州以后，掌权了，当官儿了，可大家都没有架子，在一块儿有说有笑。报社总编辑，大家都喊他向阳同志，我呢，就是侯同志，一直到现在见了都是侯同志。
领导跟那些新来的同志打成一片，下了班大家都在那打乒乓球，后来打康乐球、打羽毛球、打篮球什么的，都混在一块，非常和谐。
那时，办公室信封、信纸都有。但向家里写信，信纸或者是信封，都要自己买。公私分明到这个程度，公家的东西绝对不能自己来使用。
到一个公社去蹲点，我是队长，我找寨子里最穷最脏的一家，在他家吃饭，这个农民是土地改革老积极分子，人家说他家最脏了，你不能到他家去。几辈子传下来的衣服或者被子，那被子撩起来，就跟南瓜秧一样，一片一片的，就没有完整的，黑乎乎的，因为它不可能洗，一洗就完了。
后来我们走的时候全村的人都来送，我自己都很难舍难离。后来到南青公社，我们是80个人，我带队，分了几个工作组，我到了最边缘的一个大队，在一个退伍军人家里吃饭。
南方跟北方不一样，他那个猪圈牛圈都跟厨房挨在一起的。那个地方苍蝇多得很。他家吃苞谷饭，苞谷饭就跟蒸米饭一样，黄洋洋的，大碗。他很客气，每次吃饭都把饭盛好。饭盛好之后，苍蝇就把那个碗完全遮严了，那些黄米饭根本看不到。我一端碗，“轰”全飞了。要是在家的话就把外面一层全部去掉，但当时不能去掉，那是群众的，你去掉那人家能吃不能吃啊？就那样把饭一点儿一点儿吃了，天天都是那样。那个菜就是辣椒，沾盐水，苍蝇全部掉进盐水里了，也照样吃。
在城里我们成立的社会服务组，来信来访的，经常有。因为那个时候刚解放，大家都不熟悉共产党的政策，就想问点事儿，有什么纠纷找报社，而不是找司法部门。那时候我们有两三个人就负责接待，接待的时候有合理的事儿就把它写出来，那时候群众对报纸很重视。
我带人深入到街道中去，还成立自己的读报组，为发展读报组，我到居民里面参加居民的读报活动，联系了一些人，后来他们有事就向报社写信反映，国家有什么大事分析表态也行。城市乡村都有读报组。报社里头有个礼堂，每个礼拜都开讲座，有报社的负责人给大家讲解政策，那时候群众参加得很踊跃，报纸跟群众的联系是很密切的。
我们为什么这样做？国民党是一面镜子，国民党太腐败了，抓兵、派款、捐税，随便要这东西那东西，群众就盼望着解放。所以群众说“当年的红军回来了”。那时候失业的很多，我们就组织以工代赈，组织群众修路，那时候的路都很差劲，修路呀又是植树呀，我们都下到工厂里，下到农村的困难户家，当年红军从这里过，好多人都有印象。
当时的中心工作，就是解决群众生活问题，有些困难户，送寒衣、棉衣，发盐巴，农村里缺盐。原来有三个国民党的报纸，把这三部分人收到一块来，办了新黔日报。把这些人团结一块，他们工作也很认真。
后来搞肃反，把他们整了以后呢，我们还向他们道歉，后来我们关系也很好。
南下时一路上都学习。关于贵州的民族政策，专门发小册子，就是那些少数民族里面的头人，参加了土匪一般的不追究，武装还保存了一段时间。这是一方面。后来土地改革，对少数民族有些特殊政策，他们有供田，给他保留，有姑娘田，还有一些染料田，这些一般都给他保留，整个西南部的改革都很稳妥。
11、把钱装到老百姓的兜里
南下干部席永贤的故事：
我南下前是在冀鲁豫人民银行给行长当通信员。当时地委就给银行两匹马。一匹马用来驮东西，一匹马给行长用。那个时候，干部学习党的政策，学习南下注意事项，我和那个喂马的，每天的任务就是驯马。南方的水多沟也多，桥也多，有土桥有石桥，还有木板搭起来的桥。
到南方来能牵着马走，其他的桥还行，木板搭起来的桥马不走，我们的任务就是训练马，把木板架在沟上面。
当时南下带了大洋和人民币。那个时候1万元的人民币，就相当于现在的一块钱。
当时贵州穷得简直是没办法。群众的生产工具没有，银行要给群众解决问题。原来国民党统治的时候，老百姓称他们是“乱民党”，各种赋税使农民穷得一无所有。挖地的锄头、镰刀，都买不起，我们就发放农业贷款，发给他们买一些锄头、镰刀之类的工具，这样他们就可以回去搞生产。
发放的贷款没有抵押，当时就是几块钱，买个锄头。过来填下名字，你是哪个地方的人，可以说是“信用贷款”。后来那些还不起的都豁免了。
原来旧社会也有银行。我们来了之后，接收那些银行。贵阳市原有交通银行、贵州银行，还有农业银行。我们就一个人民银行。来了之后呢，这些银行通通都要归人民银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