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欢乐留在人间

□ 宋聚轩
　　 光阴荏苒，转眼间，梁左离开我们已经十周年了。
　　 我与梁左相识于1978年3月。那是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大学生入学报到的时间。由于因工负伤，我是我们班最后一个报到的，被分到了32楼334房间，这是北大中文系的一个混合宿舍，住的学生有文学专业的，有新闻专业的，还有古典文献专业的。我入住时，只剩下最后一个床位，还是在墙旮旯的一个上铺。住在下铺的是一位眉清目秀的小青年。他见我年龄较大，又因伤未愈，上下床很不方便，便主动提出他睡上铺，让我睡下铺。我十分感激，便询问他的名字，他说，他叫梁左，今年20岁，是文学专业的。由于我们的专业相同，共同语言也就更多了一些。他又告诉我文学专业所要开设的课程和要准备的文具，显得十分热心。相处日久，我发现这位小弟是一个语言天才，特别是对于“政治语言”的使用，信手拈来，出口成章，简直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例如，他求人帮忙时，便称对方为“革同”（革命同志），别人不给他帮忙时，便称对方为“阶敌”（阶级敌人），而要表态发言时，便举起右手，说“我向毛主席保证”。后来才知道，这种“政治语言”是因为饱受家庭的熏陶的结果。他的奶奶是一位老革命，满口“马列”（中篇小说《人到中年》中“马列主义老太太”秦波的原型）；他的父亲范荣康（原名梁达），长期担任《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从五十年代起就为 《人民日报》写社论，被称为“社论专家”；他的母亲谌容，是一位著名的作家，《人到中年》就是她的代表作之一。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梁左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待人热情、诚恳，乐于助人。在选修外语时，由于我在中学里学的是俄语；而梁左则因为其母是俄语专业毕业的大学生，曾在某中学当过俄语教师，便都选了俄语。由于有这方面的家教，他的俄语水平比我强多了。他经常帮助我练发音，做作业，纠正我的语法错误，使我的俄语成绩得到很大提高。但有时梁左又显得比较幼稚，直率，缺少心计。大三时，他与外语系一位女生谈恋爱，每次约会后他都主动向我“汇报”，今天说了些什么，都有哪些举动。有一天，他十分高兴地告诉我“今天我和她握手了”（那时的青年人远没有现在开放，握握手就表示关系不一般了），真是天真得可爱。
　　 梁左不是那种“死用功”的学生，他聪明而又灵活。那时“文革”刚刚结束，百废待兴，我们开设的很多课程都没有教材，只能靠抄写、背诵。那些深奥难懂的古典诗文，实在难以记忆。梁左便“发明”了一个办法：用“快板书”的形式去背古典诗文，他把《诗经》《离骚》《左传》等诗文，都编成了“快板书”。记得有一次班里开联欢会，他居然用“快板书”的形式，朗诵了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至今印象深刻。后来，他又发明了 “古诗接龙法”：第一位同学背一句古诗，下一位要接着用该句诗的最后一个字作为首字，接上一句古诗，以此类推，直到难倒一位同学为止，这种方法既锻炼了我们的记忆力，又十分有趣，增强了大家的学习积极性。
　　 梁左机智幽默。他时而油腔滑调，时而又故作深沉，时而掉个书袋，时而抖个包袱，略施小计，便收到意外的效果。记得在我们七七级新生开运动会时，练正步走时要喊“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等口号，以壮声势。喊多了，大家便没了兴趣，提不起精神，梁左便串通几个同学，走正步时突然高喊“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使大家立即来了精神。
　　 大学毕业后，梁左分配到教育部中专司工作。面对出不完的公差，参加不完的会议，充满势利的官场，他感到了厌倦，便调到北京语言学院任教。1986年，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习，他请我吃饭时，告诉我，他教的是外国留学生的汉语，要从拼音教起，太“小儿科”了，还是想调走。后来结识了姜昆，调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这才使他的幽默才能有了“用武之地”，先后创作了相声 《虎口遐想》《电梯奇遇》《特大新闻》《小偷公司》，情景剧《我爱我家》《临时家庭》《新72家房客》《闲人马大姐》等，成为全国著名的喜剧作家。但他却为人低调，不事张扬，在他的名片上，只有“梁左”两个字和一个联系电话，什么职务、级别、荣誉，统统不写。
　　 梁左的母亲谌容说：梁左是一位孝子，在他的父亲去世三个星期之后，他也走进了天堂，照顾他的父亲去了。那一天是2001年5月19日。
　　 梁左虽然离我们而去了，但他给人们带来的欢乐，却永留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