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8年06月29日]
-- 菏泽日报 --
版次:[A5]
诗学与诗史在个案解析中的交汇
——读赵思运专著《百年汉诗史案研究》
苗雨时
中国新诗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白话代替文言的产物。自胡适1917年在《新青年》第2卷第6号发表《白话诗八首》算起，至2017年已历经了百年。应该说，百年新诗是有成就的，不仅有一波波的潮涌，而且呈现了各种样态的形式。在纪念新诗百年之际，人们对新诗史，进行回眸、反思、梳理、总结。有的撰写文章，有的出版著作，有的开专题研讨会。或者在百年历史风云变幻下，追寻诗人个体生命所负载的民族灵魂带着血泪与火的强劲的精神脉动；或者从新诗自身涌动的潮汐出发，厘清各种诗潮的演进和多样流派的消歇的轨迹；或者进入诗的内在肌理，从话语转型、审美范式变奏、形式体制的多样生成等方面，归纳出新诗的美学拓展和艺术流脉，等等。但赵思运的专著 《百年汉诗史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10月）则另辟蹊径，选取切入新诗百年的研究视域和方法，因此，显得独特和新异。他择取新诗发展中的个案，把诗学和诗史结起来，运用“文献一发生学”的原理和批评策略，对不同时期的诗人创作史案，进行社会历史、个人传记、创作心理、生命体验、审美观照、话语修辞，乃至文化图谱的综合性解析与评判。这样的 “文献一发生学”研究，不仅指明对象“是什么”，而且探询对象“为什么”。并且使诗人的个案研究打通了 “文本—诗人—时代语境”的三重要素，成为立体研究，而非平面研究。此种以诗学论诗史的方式，虽属于个案体察，看似一朵朵浪花的飞溅，但见微知著，却也可以透视新诗潮涌的深邃和张力。这对研究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课题。
《百年汉诗史案研究》，除序言之外，共20章。也就是说，从百年新诗中，选取20个诗人的创作为典型案例，对新诗史的波荡起伏，予以精深地解读和批判。在此，无法一一评述，只举几例，以一斑而窥全豹。
陆志苇（1894-1970），是一个长期被历史遮蔽的现代诗人。他作为心理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被人们所铭记，但作为白话诗人，“却被人忽略过”了（朱自清）。然而，他对中国新诗体制建构的贡献却应予以重新估价。在白话取代文言的中国诗歌话语转型中，他站在了白话的立场，但对新诗对旧诗的决绝的论争，他并不完全否定汉语的根性，在新诗全盘西化的情势下，他也不忘本土的传统。诗人在 《渡河》自序中说：“有人评价我是不中不西，非新非旧。”正是在这种古今中外的碰撞与融汇中，他走上了推进新诗现代性的稳健之路。此处的关键：一是个人主体性的确立，即独立、自由的文化人格；二是发掘现代汉语的诗性，进行建立现代格律诗的艺术探索。作者在第一点上，对他的童年读私塾，中学、大学研习古典，以及到美国留学、回国任教的记述，说明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和西学背景，涵养了他独特的精神人格；而对第二点，则从诗的节奏、韵律、意境和语言诸方面进行精细的阐发。陆志苇在新诗史上地位之所以被遮蔽，主要因为他“独行侠”的文化身份，不见容当时风行的意识形态。如果从社会历史学的观念看待他，这种人格或许不无缺感，但要是把他放在人类学的视域下，他的超越一切矛盾、身心合一、渴慕精动家园的人格精神和艺术风范，则至今仍有挺拔的现世价值和意义。
海子（1964—1989），他的自杀，震撼诗坛。他生，是诗意的生；他死，是诗性的死。海子之死，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海子，原名查海生，自幼在安徽农村长大，1979年，十五岁的少年，只身来到北京，就读于北京大学。上学期间开始诗歌创作。1989年3月26日，在山海关附近卧轨自杀。关于他的死亡之谜，作者是从海子的《麦地》的症候分析中来解释的。1985年1月，海子的《熟了麦子》中首次出现了“麦子”的意象。接着又有《麦地》（1985）、《五月的麦地》（1987）、《麦地与诗人》（1987）等等。对比大城市现代文明的喧嚣与浮躁，“麦子”、“麦地”的意象是农耕文明的象征与图腾。它代表着人的生命的根性，代表着诚实的劳动，代表着生生不息的家园，代表着大地上的诗意地栖居。当此种理想破灭之后，面对社会历史的异化，灵魂与肉体的裂变，他无法自赎，只能在诗中持守一份本真、一份纯粹。而连这一点也无法做到时，他宁肯自毁也不愿被玷污。如果说，他生是一首美丽的圣洁的诗，那么，他的死也是一首悲壮的行为主义诗篇。对于诗人来说，个体生命能从死亡中得到解脱，但是群体生命却也能从诗人的死亡中获得警示。这就是海子之死的价值和意义。
安琪（1969-），属于60后的“中间代”诗人。在英雄史诗的时代终结之后，她致力于现代史诗的创作。在没有英雄的年代，普通人就成为了历史主体。为此，她写了一系列长诗，如《干蚂蚁》《任性》《轮回碑》《九寨沟》《张家界》《在北京》等。这些长诗，以自我生命为基质，又以诗为她生命存在确证。其先锋性表现为——面对现代人的现代和后现代的生存困境，站在人生的前沿，以个人的方式，秉持人本主文情怀，质疑和抗拒灰暗而压抑的当下，为此，她反叛和颠覆一切既成的艺术秩序，以跨时空、跨文体的写作，整合和串连起生活事件、日常碎片，乃至心灵悸动，从而形成了自己的诗的话语符码系统。显然，这与她远从福建到北京的迁徒和人生命运的波折有关，也是她特立独行的个性使然。关于历史和史诗，法国作家加缪认为，人不只属于历史，他说：“谁献身于每个人自己生命的时间，献身于他保己着的家园，活着的人的尊严，那他就是献身于大地并从大地取得收获。”人拒绝历史，他本身就成了历史。所以，安琪的长诗，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史诗，而是一个人的史诗，是她个人的生命与心灵史。尽管后来，她的写作转向日常生活的短诗，但长诗对语言修辞的试练，诸如增强话语的多种可能性、多义性和结构能力等，仍引导她日常写作的深入。
赵思运的这种研究方法，使我想起了已逝著名诗论家陈超提出的 “历史一修辞学的综合批评”。批评家对个人化的诗歌评价，要从历史出发，全面评价诗人的生存、生命和语言的真实性与专业性。这种综合批评是跨越时间的 （从古代到现代）和跨越空间的（从西方到东方）。因此，它能进入诗的本质、本体、本源，使诗的历史语境向现在敞开和延伸。这两种研究和批评的方法，是可以互相印证又相互发挥的。
《百年汉诗史案研究》这部专著，在对诗人个案的分析中，把诗学与诗史融汇起来，使我们看到了“重写文学史”的一种新的尝试。这样，就有了独特的创新的学术价值。而支撑此种尝试的背后，是作者文本涉猎的广博与深入，诗人生平的谙熟与明晰，以及历史文化语境把握的精准与到位。但这又需要深厚的学识修养、丰富的资料积累和潜心研究的创造性的学术品格。赵思运在这些方面都做了充分的准备。他站在现代人文精神的基点上，运用整体性的思维方式，以诗史个案为命题，展开纵横开阖的论证，既建构了自己的诗学理念，也打开诗史深层的放射性的蕴涵张力。
中国新诗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白话代替文言的产物。自胡适1917年在《新青年》第2卷第6号发表《白话诗八首》算起，至2017年已历经了百年。应该说，百年新诗是有成就的，不仅有一波波的潮涌，而且呈现了各种样态的形式。在纪念新诗百年之际，人们对新诗史，进行回眸、反思、梳理、总结。有的撰写文章，有的出版著作，有的开专题研讨会。或者在百年历史风云变幻下，追寻诗人个体生命所负载的民族灵魂带着血泪与火的强劲的精神脉动；或者从新诗自身涌动的潮汐出发，厘清各种诗潮的演进和多样流派的消歇的轨迹；或者进入诗的内在肌理，从话语转型、审美范式变奏、形式体制的多样生成等方面，归纳出新诗的美学拓展和艺术流脉，等等。但赵思运的专著 《百年汉诗史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10月）则另辟蹊径，选取切入新诗百年的研究视域和方法，因此，显得独特和新异。他择取新诗发展中的个案，把诗学和诗史结起来，运用“文献一发生学”的原理和批评策略，对不同时期的诗人创作史案，进行社会历史、个人传记、创作心理、生命体验、审美观照、话语修辞，乃至文化图谱的综合性解析与评判。这样的 “文献一发生学”研究，不仅指明对象“是什么”，而且探询对象“为什么”。并且使诗人的个案研究打通了 “文本—诗人—时代语境”的三重要素，成为立体研究，而非平面研究。此种以诗学论诗史的方式，虽属于个案体察，看似一朵朵浪花的飞溅，但见微知著，却也可以透视新诗潮涌的深邃和张力。这对研究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课题。
《百年汉诗史案研究》，除序言之外，共20章。也就是说，从百年新诗中，选取20个诗人的创作为典型案例，对新诗史的波荡起伏，予以精深地解读和批判。在此，无法一一评述，只举几例，以一斑而窥全豹。
陆志苇（1894-1970），是一个长期被历史遮蔽的现代诗人。他作为心理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被人们所铭记，但作为白话诗人，“却被人忽略过”了（朱自清）。然而，他对中国新诗体制建构的贡献却应予以重新估价。在白话取代文言的中国诗歌话语转型中，他站在了白话的立场，但对新诗对旧诗的决绝的论争，他并不完全否定汉语的根性，在新诗全盘西化的情势下，他也不忘本土的传统。诗人在 《渡河》自序中说：“有人评价我是不中不西，非新非旧。”正是在这种古今中外的碰撞与融汇中，他走上了推进新诗现代性的稳健之路。此处的关键：一是个人主体性的确立，即独立、自由的文化人格；二是发掘现代汉语的诗性，进行建立现代格律诗的艺术探索。作者在第一点上，对他的童年读私塾，中学、大学研习古典，以及到美国留学、回国任教的记述，说明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和西学背景，涵养了他独特的精神人格；而对第二点，则从诗的节奏、韵律、意境和语言诸方面进行精细的阐发。陆志苇在新诗史上地位之所以被遮蔽，主要因为他“独行侠”的文化身份，不见容当时风行的意识形态。如果从社会历史学的观念看待他，这种人格或许不无缺感，但要是把他放在人类学的视域下，他的超越一切矛盾、身心合一、渴慕精动家园的人格精神和艺术风范，则至今仍有挺拔的现世价值和意义。
海子（1964—1989），他的自杀，震撼诗坛。他生，是诗意的生；他死，是诗性的死。海子之死，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海子，原名查海生，自幼在安徽农村长大，1979年，十五岁的少年，只身来到北京，就读于北京大学。上学期间开始诗歌创作。1989年3月26日，在山海关附近卧轨自杀。关于他的死亡之谜，作者是从海子的《麦地》的症候分析中来解释的。1985年1月，海子的《熟了麦子》中首次出现了“麦子”的意象。接着又有《麦地》（1985）、《五月的麦地》（1987）、《麦地与诗人》（1987）等等。对比大城市现代文明的喧嚣与浮躁，“麦子”、“麦地”的意象是农耕文明的象征与图腾。它代表着人的生命的根性，代表着诚实的劳动，代表着生生不息的家园，代表着大地上的诗意地栖居。当此种理想破灭之后，面对社会历史的异化，灵魂与肉体的裂变，他无法自赎，只能在诗中持守一份本真、一份纯粹。而连这一点也无法做到时，他宁肯自毁也不愿被玷污。如果说，他生是一首美丽的圣洁的诗，那么，他的死也是一首悲壮的行为主义诗篇。对于诗人来说，个体生命能从死亡中得到解脱，但是群体生命却也能从诗人的死亡中获得警示。这就是海子之死的价值和意义。
安琪（1969-），属于60后的“中间代”诗人。在英雄史诗的时代终结之后，她致力于现代史诗的创作。在没有英雄的年代，普通人就成为了历史主体。为此，她写了一系列长诗，如《干蚂蚁》《任性》《轮回碑》《九寨沟》《张家界》《在北京》等。这些长诗，以自我生命为基质，又以诗为她生命存在确证。其先锋性表现为——面对现代人的现代和后现代的生存困境，站在人生的前沿，以个人的方式，秉持人本主文情怀，质疑和抗拒灰暗而压抑的当下，为此，她反叛和颠覆一切既成的艺术秩序，以跨时空、跨文体的写作，整合和串连起生活事件、日常碎片，乃至心灵悸动，从而形成了自己的诗的话语符码系统。显然，这与她远从福建到北京的迁徒和人生命运的波折有关，也是她特立独行的个性使然。关于历史和史诗，法国作家加缪认为，人不只属于历史，他说：“谁献身于每个人自己生命的时间，献身于他保己着的家园，活着的人的尊严，那他就是献身于大地并从大地取得收获。”人拒绝历史，他本身就成了历史。所以，安琪的长诗，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史诗，而是一个人的史诗，是她个人的生命与心灵史。尽管后来，她的写作转向日常生活的短诗，但长诗对语言修辞的试练，诸如增强话语的多种可能性、多义性和结构能力等，仍引导她日常写作的深入。
赵思运的这种研究方法，使我想起了已逝著名诗论家陈超提出的 “历史一修辞学的综合批评”。批评家对个人化的诗歌评价，要从历史出发，全面评价诗人的生存、生命和语言的真实性与专业性。这种综合批评是跨越时间的 （从古代到现代）和跨越空间的（从西方到东方）。因此，它能进入诗的本质、本体、本源，使诗的历史语境向现在敞开和延伸。这两种研究和批评的方法，是可以互相印证又相互发挥的。
《百年汉诗史案研究》这部专著，在对诗人个案的分析中，把诗学与诗史融汇起来，使我们看到了“重写文学史”的一种新的尝试。这样，就有了独特的创新的学术价值。而支撑此种尝试的背后，是作者文本涉猎的广博与深入，诗人生平的谙熟与明晰，以及历史文化语境把握的精准与到位。但这又需要深厚的学识修养、丰富的资料积累和潜心研究的创造性的学术品格。赵思运在这些方面都做了充分的准备。他站在现代人文精神的基点上，运用整体性的思维方式，以诗史个案为命题，展开纵横开阖的论证，既建构了自己的诗学理念，也打开诗史深层的放射性的蕴涵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