菏泽历史文化与中华古代文明

□潘建荣
　　 3、历史记载的缺憾与典籍的亡散
　　 上古无文字，伏羲发明的是结绳记事。据考古发掘证实，4000年前已有今人不可辨认的象形符号，但不可能记载当时发生的人和事；3000年前殷商创甲骨文，现在出土10万片，识认部分多为占卜和祈天之事，完整记述先民发展史的资料甚少。殷商及西周金文陆续面世，真正记载上古先民史迹的文字也不多见。据学者研究，上古先民氏族部落及夏、商朝代更替史迹，是靠本氏族专职人士代代口耳相传而存。太昊、伏羲、炎帝、蚩尤、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商等，都有本氏族的嫡系传人，至春秋文化发达、文字普及之时，先民圣哲之史迹，陆续由口传之史，渐见诸子百家之书。又由于年代远近之别，故先记周、商之事，后记禹、夏之迹；尧舜之事，年代久远，嫡人传史，必定愈传愈少。周武灭纣，停战伊始，先封太昊、炎帝、黄帝、颛顼、尧、舜、禹之后，说明在当时人们对谁是诸先王之后代氏族，分辨得十分清楚。他们得封国之后，理应像西周很多封国不断出土的青铜器那样，把自己的祖先之事记述下来，但至今发现甚少，皆因经济无助之故。幸后世史官，把口传的历史陆续由诸子百家著于竹简，得以传世。李学勤先生研究，《尚书》里不少内容，是当时发生而传于后世，又写入《尚书》的。其中尧、舜、禹史迹写入《尚书》，是尧、舜、禹后人代代相传而得。《禹贡》虽为战国人之作，但地理、山川、河流之名，不少就是尧舜之后代代相传，至周朝尚在沿用；又加之尧、舜、禹三代相接、联系紧密，史官在整理百家口传历史之时，相互比较印证出一个最接近现实的结果，就是今日所见之《尧典》、《舜典》、《大禹谟》、《禹贡》、《商书》、《周书》等一些章节或语句。太昊、伏羲、炎帝、黄帝、蚩尤年代更远，诸子、史家收集或整理口传史料比尧、舜、禹、汤史料晚出是必然的，而且其准确性也会更差。经过千难万难，诸子及史家，总算在春秋、战国之际把上古先王史料用竹简传书于世了。但好景不长，秦始皇焚书，使诸子百家之书多焚于火。菏泽为上古先王聚集之地的史料，也都随之付于一炬。后来的很多史料，应是秦汉方士出入春秋方国、战国诸子的后代之家而得，陆续写入纬书，而后入正史。
　　 西晋皇甫谧作《帝王世纪》，第一次系统地把华胥、伏羲、炎帝、蚩尤、颛顼、帝喾、尧、舜、禹、汤等先王与菏泽之陶、雷泽、大野泽、孟渚泽等地名水名联系在一起，必有所据。古往今来，很多人怀疑其史料来源。晋代文献记载了皇甫谧表弟梁柳，曾任城阳太守（高密、诸城一带），得先秦古籍送谧，因作《帝王世纪》传世。这个记载非常可信。因诸城一带自战国至晋，一直地处边疆，少战乱之祸。先秦古籍被齐、秦儒生收藏至秘，躲过焚劫，500年后像《汲冢竹书》那样问世是十分可能的。可惜皇甫谧为标新立异，出《帝王世纪》，而失先秦古籍，实属可惜。我们把《帝王世纪》和《竹书纪年》、《史记》、《汉书》相互印证，就会发现，这些文献都把“成”、“成阳”、“三朡”、“陶丘”、“雷泽”、“菏泽”、“汤亳”、“大野泽”提得非常明确，都承认是先王之居，尧舜之居，商汤之居。从《竹书纪年》、《帝王世纪》、《史记》透露的信息表明，先秦有大量被焚烧的典籍，明确记载了菏泽为天下之中、先王之都的史料，可惜都已不复存在了。
　　 4、民众频徙，失去口传历史
　　 陕甘高原、三晋山区、豫西陵丘地带和胶东泰蒙山地，都高于海拔百余米甚至千余米，地下珍藏先民文明的佐证，不是越埋越深，而是欲来欲易被发现。其地居民因无洪水离乱之害，也不乏上古先民之裔。更有菏泽先民之裔，徙迁各地，逐渐把伏羲、炎黄、蚩尤、尧、舜、禹、汤之事传之于后代，而误传发生在徙居之地。经世代口耳相传，先民史迹会在这一地域传播千秋万代，这早已为学者共识。而菏泽则不同。西汉瓠子河决口达23年，使官民同徙。一徙江南就食，再徙新秦中戍边。魏晋南北朝300年战乱，民皆南逃；金兵亡宋，人又南逃；金、元至明初大水，使菏泽大地荡然无存，民万不存一。因黄泛，金、元、明三代不得不先后撤销南华、冤句、乘氏、雷泽、临濮、济阴、楚丘、定陶、曹州、东明等几乎所有行政建制，以新建一曹县统领之。从明初至清初的三百年间，官府一次次向菏泽移民。据调查，菏泽市唐以前姓氏屈指可数，明以后移民后裔已达百分之九十以上。因而，菏泽民间没有上古文化的传说史。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