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屋的那些事

□程 迟
　　 过去很长的一个时期，故乡生产队牛屋是小村人气最旺的场合。寒冷漫长的冬夜，无事可做的女人自去搂着孩娃钻进被窝，男人则大都往村西打麦场一角的牛屋走去。
　　 那座牛屋位处由七八间草顶房和半截子土墙围成的“队部大院”。那个院子里只有一张破桌子和两根条凳的队部办公室、饲料种子库、饲草棚和堆放牛具、犁耧、板车等杂物的农具库。院里则是麦秸垛、谷草垛和一片埋在地上拴牛的木橛子。
　　 牛屋迎门两边，排列着高低样式各一的牛槽。这些粗重的木制牛槽和早期的十来头牛驴本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合作”进来的。后经“自然减员”和多方面补充，大体维持着原来的数量。其中那两头灰毛长角的蒙古牛就是公社分配的。
　　 六十年代末，公社分配的一个有线广播喇叭安到了门后墙上。每晚7点，那个菜盘子模样的喇叭就准时“吱吱呀呀”地响起来。什么“重要新闻”、“革命歌曲天天唱”、“天气预报”等都可以听到。这下，牛屋聚集的人就更多了。
　　 在后墙洞里那盏小煤油灯豆大的灯焰影子里，来人大声咳嗽着，摸摸嗦嗦地在牛草渣子火堆旁的砖头、牛槽帮沿上、喂牛老头的草铺等地方胡乱坐下，就在草渣子火堆的浓烟、刚出肚的牛粪尿热气、和喷吐的旱烟叶烟雾混和，纯系“原生态”的气味中，竖起耳朵聆听小喇叭传出来的每一句话。但村人逐渐发现，喇叭反复宣讲的什么“大批判”那类论调与他们所关心的尽快解决“温饱”的愿望不沾边，样板京剧则半句也听不懂，遂都失去了兴趣，就又开始大声地谈论自己热衷的话题。——那年杨勇率团打樊坝汉奸“钉子”，当兵的就住在咱鲍庄；刘邓大军攻打郓城，我们冒雨抬单架；大跃进那年，一亩地“密植”800斤麦种等，此类经常念叨、老少皆知的小村旧事。但谈论最多的还是现实问题——“那个老孔子不是死去了两千多年啦？现在又弄出来批，批个啥！”“串联、游行、停工闹革命，难道就能增产粮食、增产钢铁！咱们庄稼人，还是本本分分种咱的地。”“四人帮倒台啦，政策总得来个大变化吧。……”喇叭播音结束了，谈论反而更热火。
　　 这座牛屋，还是那个时期下放劳动的“走资派”、检查生产的县社干部、江湖艺人及路人暂住场所。牛草屋的麦秸堆是现成的地铺，用以炒牛料的大铁锅可以煮饭。坐在胡同口声情并茂地唱了半夜的说书盲人，就由好动的孩子拉着手棍把他领到草屋睡觉。
　　 就在他们诉说政策总得来个大变化的那年春节刚过，一股 “农业生产责任制”的风声突然传到小村。村民们闻风而动，短时间里就完成了各方面的责任承包，所有耕牛当然也分包到农户喂养、使用。此后，全村所有农户就各自为战，废寝忘食地整地、播种、锄草、浇水，那座曾经人牛爆满的牛屋随即就变得空荡荡。
　　 四十年过后的今天，故乡的那座牛屋以及耕牛、草房、木犁、砖井、油灯等一度作为那一时代特色的符号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各式耕作机械、样式考究的农舍、文化广场以及连接外部世界的水泥路面街道和互联网。